作者 牟懷川 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亞洲研究系講師
內容提要
本文以《韓眾考異》為基礎，從班彪班固為人為文之原則，引出一個重要事實，即有關漢儒對《楚辭》的一般性的肯定和特殊性的否定之“兩重性”態度。其中後者，即所謂另類態度，往往將傳統的屈原形象曖昧化，而委曲地關涉劉安，是對《楚辭》作者身份之特殊見解的透露，應予曝光。文中多處引用歷來被存而不問的有關文例，試圖給出解釋，或者要求解釋。
關鍵詞：兩重性態度 另類態度 屈原 劉安
漢儒對《楚辭》的另類態度
一 班氏父子宗聖保身立言的原則
《後漢書班彪列傳》：“班彪以通儒上才，傾側危亂之間，行不踰方，言不失正，仕不急進，貞不違人，敷文華以緯國典，守賤薄而無悶容。彼將以世運未弘，非所謂賤焉恥[1]乎？何其守道恬淡之篤也”！這段話稱贊的班彪守聖道，從容恬淡處危世，而以文章自任的精神，與班彪《北征賦》“亂曰”中表現的、近乎使命感的“遊藝文”的“儀則”完全一致：
“夫子固窮，遊藝文兮。樂以忘憂，惟聖賢兮。達人從事，有儀則兮。行止屈伸，與時息兮。君子履信，無不居兮。雖之蠻夷，何憂懼兮”這里“夫子”之在“固窮”中之“遊藝文”（即“達人”“從事”）必須固守的“儀則”，實班彪自指守聖人之道而為文修史的平生志業，即“履信”之大業，不但主張取法聖賢，而且強調要“與時屈伸”而自保，以求“履信”。由于“履信”對史家而言，不僅是一般意義的履行誠信，而是修撰信史；故這裡是說，君子履行誠信是不講條件的，即信史的實質內容是不能變的。最後一句說，即使被貶到蠻夷，“達人”也毫不憂愁畏懼，“履信”也不能變。故以上這段話，體現了班彪為人為文的“儀則”包含的三個要素：崇法聖賢（至少是招牌）、與時屈伸（手段）而“履信”（目的）。我們簡稱之為宗聖保身而立言的原則。
班彪“遊藝文”的這種儀則，被班固在《幽通賦》（《文選》卷十四）中通過對乃父之褒揚又有意地強調了不只一遍：“巨淊天而泯夏兮，考遘愍以行謠。終保己而遺則兮，里上仁之所廬[2]。懿前烈之純淑兮，窮與達其必濟”。這幾句說，其父班彪當王莽亂世，遭艱辛（遘愍）而著作不輟（行謠），終能保有用之身而 “遺則”後世：居必擇仁，追蹤聖賢，無論窮達，“必濟”天下。班固所言其父的“遺則”，無疑是班彪自言的“儀則”，同樣強調宗聖保身立言諸要素。在此我們應加上解釋的是，史家之“濟”天下，惟繫於“履信”、即修撰信史而已。而要“窮與達其必濟” 就得“與時屈伸”而“保己”。班固將其父之“終保己而遺則”當做成功範例，正是強調這個用意。而“窮與達其必濟”相比於孟子“窮則獨善其身， 達則兼善天下”之言（《孟子·盡心上》），更可謂擲地有聲。
又，《幽通賦》末尾之“亂曰”則換一種形式重復了以上“遺則”的幾層意思：“天造草昧，立性命兮。復心弘道，惟聖賢兮。渾元運物，流不處兮。保身遺名，民之表兮。舍生取誼，以道用兮。憂傷夭物，忝莫痛兮。皓爾太素，曷渝色兮。尚越其幾，淪神域兮”。班固特殊的“賤守節”的觀念是：只有聖賢才能復禮弘道，而在大道的流轉運行中，保有用之身、傳後世之名；舍生取義，乃因道而用；故“憂辱傷生”而“橫夭於物”的羞辱和痛苦，是不必為之的；生命之皓然潔白的“太素”，不應改變顏色；只有超越“舍生取義”的生命焦慮，才“庶幾於神道之幾微，而入於神明之域矣”，即達到最高的認識境界（引語見《文選》李善注引曹大家語）。班固持論雖並不全合孔孟，卻仍是宗法聖賢的；所謂“保身遺名”者，與“保己而遺則”相應，謂“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而能成功留名後世。這就再一次申述了班固承自乃父的宗聖、保身而立言的原則。
最後，連《後漢書》本傳評班固語也象評班彪語一樣，能從一個側面印證班氏父子特有的這種原則：“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猒，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譏遷，以為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敘殺身成仁之為美。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可見班固之修信史，對人對事，從不任情褒貶，冷靜中允而文贍事詳，所以自成一體而“能成名”，這正是所謂“保身遺名”的濟世功業。 看來班固對乃父遺訓，無論為人，還是為文，堪稱能繼。細讀今本《史》《漢》而比較二者至漢武帝太初為止之記事，班書比之於馬史，自有其特殊的“實錄”貢獻。班氏父子以孔道自任，指責史遷“是非頗謬於聖人”，他們自己在“輕仁義，賤守節”方面卻走得更遠。上引《後漢書》繼之曰：“固傷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嗚呼！古人所以致論於目睫也”。班固雖亦終未逃殺身之禍，作為緊接史遷之後的大史家，在他寫《漢書》始終，卻稟承了乃父遺則而汲取了史遷修《史記》的歷史教訓。范曄評說班固傷遷之“不能以智免極刑”而“致論於目睫”，他自己何嘗不又是如此！可見史官縱宗聖而立言，保身不易。
以上五次反覆証實強調的班氏父子宗聖保身立言的原則，試申言之，應略如：守道恬淡而以文立命，與時屈伸而保身遺名，窮達必濟，以春秋之筆修實錄以惠後人。簡言之，明哲保身，曲筆藏真，以實現其史家的夙志。
二 漢儒評注《楚辭》的兩重性態度
我們在《韓眾考疑》中發掘《覽海賦》“命韓眾與歧伯，講神篇而校靈章”的深意，循其本身邏輯，不但由韓眾之為秦代人考明《遠遊》為漢代人作，由歧伯之“論病以及國，原診以知政”推論“神篇靈章”密涉漢代政治，並由《楚辭》即“神篇靈章”証得，《楚辭》之主體作者竟頗近於神靈，而迥別于傳統解讀的屈原。這應是漢代當時已有的特殊論斷，而與漢代一般論《楚辭》調子大異其趣。這些隱含的信息終能傳於後世，自是其作者“保身遺名”的結果。此正是所謂“與時屈伸”而“履信”的作品，是班彪為文而透露他对《楚辭》及其作者特殊看法的例子。另一方面，班彪只留存以下數句的《悼騷賦》（《藝文類聚》卷五十八）：“夫華植之有零茂，故陰陽之度也。聖哲之有窮達，亦命之故也。惟達人進止得時，行以遂伸。否則詘而坼蠖，體龍蛇以幽潛”──則一般地直率地感嘆《離騷》作者進止不得其時，不能知天命而相時以動。我們可清楚看到，班彪之評注《楚辭》，在兩種不同的場合，持兩種不同態度。班彪這種或率直明顯，或深微隱晦的對於《楚辭》的態度，當然是他宗聖保身立言原則的表現。
這兩種態度，我們分別稱為“一般態度”和“特殊態度”，或合稱為“兩重性態度”。所謂一般態度，也可稱公開態度，就是象當時多數人在多數場合一樣，依照官方（後來成了傳統）認可、社會接受的關於屈原的成說研討《楚辭》的文學價值，思想價值（乃至其作者沉湘的行為），尤多褒揚乃至神化之語。而所謂特殊態度，乃是一種比較曖昧的態度，是以隱秘的甚至偽裝的方式，暗暗標示《楚辭》作者另外身份的態度。在對《楚辭》之思想價值乃至屈原本人的褒貶中，“貶”的意見，如不贊成屈原徒然為壅君效命、認為屈賦不合“經義”等，其實更緊密地聯系著所謂“特殊態度”。正如班彪的例子：他用《覽海賦》隱微地對《楚辭》作者之歷史身份披露不同於眾人之見，同時用《悼騷賦》表達自己對騷人的好像和眾人一樣的悼感。前者便是特殊態度，後者則是一般態度。兩種態度集於一人，便構成對於成說之一般的肯定和特殊的否定之兩重性態度。我們提出這個觀點，是有鑒於傳于漢代的《楚辭》之文本和有關評注中存在長期被曲解、被誤解、被抹煞、被漠視、而未曾被回答過的系列問題，而試圖找出問題的答案。尤所謂特殊態度，或稱另類態度，在司馬遷、劉向、班彪、楊雄、班固、王逸等名下的著作中都有清楚、頑固的表現，與表現一般態度的文字構成有趣的對比。人們往往被漢人的“一般態度”擋住了探究的目光，而未曾諦視過“另類態度”的表現和成因。故二千年來論之者寥寥，而當特別研究之。下文便試圖論列表現“另類態度”的若干例證。
班固對《楚辭》持有兩重性態度”就不奇怪了。他的《離騷序》、《離騷贊序》（見《楚辭補注·離騷》王逸後敘之後），雖對屈原略有微辭，卻是在對楚人“相教傳”的屈原其人其事都認可的前提下發表議論。這就是他對《楚辭》的一般態度。但是《漢書·郊祀志》所記韓眾、《漢書·藝文志·方技》所載對“歧伯”，其實都是班固為其父就《楚辭》說真話而作的精妙默契（二者也可能本是班彪的手筆，但《漢書》至少經班固編定），已經可以看作班固“特殊態度”的表現。尤其《漢書·地理志下》的以下文段，值得重視：“壽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鮑、木之輸，亦一都會也。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後有宋玉、唐勒之屬慕而述之，皆以顯名。漢興，高祖王兄濞于吳，招致天下之娛游子弟，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興于文、景之際。而淮南王安亦都壽春，招賓客著書。而吳有嚴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文辭并發，故世傳《楚辭》。其失巧而寡信”。從這段話被洪興祖斬頭去尾置於其《楚辭補注》的題解下的文字推測，班固似表明：“世傳《楚辭》”的原因有五：一是“始楚臣屈原”自傷悼之《離騷》諸賦；二是宋玉唐勒等“慕而述之”之賦；三是“漢興”之後（此排列順序似可証屈宋唐在漢前）吳王濞“招致天下娛游子弟，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興于文景之際”（未知對世傳楚辭有何貢獻）；四是淮南王劉安都壽春、招賓客著書；五是嚴助、朱買臣等“貴顯漢朝、文辭并發”（未聞有何賦何說）。最其後的結語“其失巧而寡信”，雖文字寥寥，卻言簡而意重，而與說明世傳《楚辭》五個成因之文字相平行，竟然是論列“世傳《楚辭》”之失。謹對這個曖昧的句子，分析說明如下。其一，此句主語為“失”字，而“巧”和“寡信”皆貶意詞而構成轉折，故全句大意謂，世傳《楚辭》雖（謀篇）深巧、（措辭）辯巧，卻很少信實可靠的內容。其二，《楚辭》中的升天求女、托雲龍說迂怪之類，當然不是作品的敘事內容，而只是作者表達情事的藝術手段，故本無所謂“寡信”與否。依照古今漢語的修辭習慣推論：言寡信與否，應涉社會人物及其行實；換句話說，只有《楚辭》所傳達的主要人、事，才是“寡信”與否的承載者。故所謂“寡信”者，應謂《楚辭》所“教傳”的敘事內容、即屈原行實不可信。依班固之言，則我們不得不將懷疑的思考集中到屈原身上。反過來假設，如充溢《楚辭》的主要人物屈原之生平是真實可靠的，則班固何必說《楚辭》“寡信”呢？班固的記敘極端簡略而似乎籠統，卻令人疑而深求。其三，我們再從貶意的“巧”推論，其“巧”當然不會指《楚辭》本身藝術之精妙， 而帶有虛偽欺詐之意，應指《楚辭》編輯中某種瞞天過海的手段，也涵蓋相關歷史記錄中種種虛飾偽巧，是發現和解決問題的障礙。對《楚辭》所涉作者身世生平的考察，作品的鑑定，皆須看穿其“巧”，才能看透其“寡信”。不管怎麼說，班固的《楚辭》“其失巧而寡信”，雖語言簡嗇，卻承載巨大信息，并毫不含糊地發表了他對《楚辭》的否定性懷疑意見。此言其實和《覽海賦》之語相通，誘使讀者從整體上重新考慮：傳統認可的《楚辭》之主體作者屈原，其人其事未必可信。
班固此言，作為正史明文，竟未見有人論及。此言與《史記貨殖列傳》的記載遙相呼應，而各含微旨：“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郢之後徙壽春，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鲍、木输會也。與閩中、干越雜俗，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可見，由《史記貨殖列傳》“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變化到《漢書·地理志下》的“故世傳《楚辭》，其失巧而寡信”，班固對《史記》既有所因襲，又有意作了重大變動。從前者分析，其文雖故意模糊其詞，沒有說“好辭”是喜好辭辯還是愛好文辭，“故”字也似落空，卻明白透露了：南楚之地所好所為之辭雖巧，但缺少信實性。這句話好像只是漫無實指地表明“南楚好辭”之“巧說少信”。而“世傳《楚辭》，其失巧而寡信”之言居然聚焦，把《史記》原文寬泛的關鍵語“南楚好辭”一下變成了“世傳楚辭”，意思變成了“世傳楚辭之失，巧而寡信”。對比之下，班固文不僅受了《史記》影響，而且很大程度上是有意把《史記》有關內容充實化明朗化，而作了重大修正。這種改動應該不是偶然的或者無足輕重的褒貶。我們認為，此正是班固史筆所在。這就是我們所說的班固的“特殊”態度，或“另類”態度了。
班固的這種“另類”態度，從《漢書·楊雄傳》之語看也非常值得推敲：“先是時，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為式。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為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楊雄如何效法司馬相如，我們且不論。這裡有趣的是楊雄（班固錄楊雄《法言·自序》）“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之言。這句話意思是：楊雄又覺得奇怪的是，屈原文章勝過相如，竟至於不能被容於君王。反過來說，楊雄所怪者，相如文章不如屈原，居然還能取容於當時。讀來讀去，總覺得要麼就是文氣不暢，要麼就是其中有骨骾在。以我之孤陋寡聞，認為中國歷代史家乃至一般人，習慣於先把某人與他的古人或同時代人比較，而後對此人作判斷；其相反的例子在此是僅見。我們不妨依照上面的句式編造几個句子來說明：“李白文過相如，至不能容于朝”──這個句子比李白於前代文人司馬相如而後作斷語，意思通順。再如：“李白才過吳均，至不能學道”──因為吳均是李白同時代人，此話中的比較也合乎習慣。但是如果我們說，“相如文過李白，至不能容”，即使是唐以後史家縱論古人，恐無人會如此著筆。一言以蔽之，班固此話隱含的意思，似是將他所謂屈原當作和相如同時代的人。那麼漢人中有無“文過相如”者？細讀漢史，是有以助疑的。
重覆地說，班固在別的場合雖持有異議，卻多是從正面鄭重其事地論屈原的。《漢書》本傳載其《奏記東平王蒼》也說過：“昔卞和獻寶以離斷趾，靈均納忠終於沈身。和氏之璧，千載垂光；屈子之篇，萬世歸善”的話，說明他也會在一般場合下，隨俗高唱，尤對《楚辭》之文持有高度評價。通覽班固的《楚辭》評說，似乎不見懷疑痕跡。但是《漢書·地理志》的記載則暗渡陳倉，如乃父一樣留下了對《楚辭》整體令人驚異的否定意見。看來，班固和班彪一樣，對《楚辭》的態度是，明處與時俯仰，暗處固持己見；明肯定，暗否定；明說眾人都說的假話，暗說自己不得不說的真話。而他這樣做的原因，也象班彪一樣，不是為了否定《楚辭》的文學價值，而是要避開當時政治壓力，向後世暗示消息，因而使後世終能探求《楚辭》的真正歷史面目，也就是說，班固透露給我們的懷疑訊息，主要是指向《楚辭》主體之作者的。班彪對《楚辭》公開說真話的希望看來終生并沒有實現，唯其如此，他提出這個希望的《覽海賦》，作為極其罕見的漢人原始材料，才具有越發寶貴的資料價值。
班氏父子評論《楚辭》的這種兩重性態度，難道不值得深思嗎？
從王逸之注《遠游》及《七諫》看，既然他一定知道秦之韓眾而偏偏三緘其口，這種注釋姿態其實和班彪之用隱喻暗示真實相通，也與班固明隨時尚而暗持己見的論《楚辭》態度一致。從王逸對《楚辭》某些問題之諱莫如深看，《楚辭》與漢代政治歷史的關係還不淺呢。我們說王逸的注解中有“破綻”，是說在他不得不以官方口吻注解《楚辭》，並且終於得到官方認可的同時，仍然留有通向另類結論的暗示。王逸的《楚辭章句》卷一至卷十六各篇的文字、注解、或者解題之中，經常有一些或明或暗或曲或直或荒謬不通或勉強回護，然而畢竟透露消息之處，仔細分析之後都隱然而其中有物，值得追究。就象班氏父子一樣，王逸注《楚辭》也有“一般”和“特殊”（另類）的兩重性，我們以下引證的《楚辭章句》之例，或佯作不知，或謬作贊語，皆是表現其“特殊性”態度之例。
例如《遠游·敘》：屈原“上為讒佞所譖毀”，是毫無疑問的。但是“下為俗人所困極”，指的是什麼呢？以屈原之人格，除被上面的、朝廷中的奸佞所中傷，迷惑了君王的視聽，難道也受位在下的“俗人”之“困極”嗎？在“下”的“俗人”指何人？屈原竟然是如此上下交困，令人不解。如果因而推証，被位在其上的人所冷遇，被位在其下的人所拋棄， 乃是屈原憤世嫉俗所致光榮的孤立，偉大的“獨醒──這就不自覺地反證了屈原不僅為“朝”所不容，亦為“野”所不容，而完全自外于他的社會，因而整個光輝形象便坍塌下來。屈原之上下受制，在此其實更象是漢代的一個藩王的身份。無論如何，王逸此意，倒是完全不見於官方認可的正史記載。又“微霜降而下淪兮，悼芳草之先零。”王逸注上句曰：“淪者，諭上用法之刻深也”；注下句曰：“不誅奸邪害仁賢也。”“微霜降而下淪兮”本來易懂，王逸以後歷來注家解“淪”，都認為是沉落的意思，全句不過說天寒罷了，殆無二致；王逸偏偏用這樣一句來注解。“淪”字在此，實在難以比喻得如此落實。現在王逸深求其解，說是“諭上”之“刻深”，雖然不是文內之義，看似無中生有，其實卻是微露天機。司馬遷的《史記》里有《今上本紀》，指漢武帝。況且，說到“上”用法之“刻深”，除秦始皇外，歸到漢武帝頭上恐正適合。漢武帝朝多少文臣、武將、宗室、藩王，皆因武帝用法“刻深”而喪生。而《史記·屈原列傳》（問題很大）毫無跡象說明楚懷王或楚頃襄王是用法“刻深”（法家？）的人物。我們回頭看看王逸“敘”中對屈原與《遠游》關係的有聲有色的肯定，發現他真是用文字捉迷藏的高手。再強調說一遍，王逸《楚辭章句》中類似的怪解，不能以他對某句、某人名、某辭條學問上的淺薄無知來解釋，其中不少出人意表的注釋，或有超出常識之荒謬，或有離題萬里之空疏，都是有意為之，而含有對另一種屈原身份的暗示。只要我們從根本上理解了漢代《楚辭》學者面對的政治形勢，應對此等“露真”之處特別注意才是。班彪可以在其賦中變換修辭手法深保其真，班固可以在其史中安排隱蔽角潛伏其真，王逸在其章句中也只好隨文而賦形，是在文字深淺詳略正變的孔隙裡暗藏其真的。
又如卷十一《惜誓》序中明明已經說了“《惜誓》者不知誰所作也，或曰賈誼，疑不能明也”；是說王逸不知《惜誓》作者是誰而或疑為賈誼。但下文卻又接著說“惜者，哀也，誓者，信也，約也。言哀惜懷王與己信約而復背之也”；作者居然還是事楚懷王的屈原。把這種自相矛盾的前後文合起來，意思其實可斷為“《惜誓》者，屈原所作也，屈原者不知誰也。或曰賈誼，疑不能明也”。又卷十三東方朔名下的《七諫》第一篇《初放》言屈原“言語訥澀兮，又無強輔。淺智褊能兮，聞見又寡。數言便事兮，見怨門下”，這與《史記》本傳屈原 “明于治亂，嫻于辭令”的正統說法大相逕庭。如果是滑稽之雄東方朔在搞鬼，王逸對此卻是默許乃至借用的。又屈原者作为臣子而非藩王，需要什麽“强辅”？對以上數句，王逸之注曲為之說曰：“屈原多才有智，博聞遠見。而言淺狹者是其謙也。”我們要說，作者（東方朔？）即使假屈原之口代為立言，安有代屈原胡乱自謙之理？古今中外有此等怪體乎？我們遇到此種怪文，恐怕不宜因而厚誣古人無知，而應研求其所以致此之因吧！至少，我們可看出，在王逸那里有另一套屈原傳記的版本，自與他本人在一般場合認可者不同，亦與《史記·屈原列傳》不同。又卷十四嚴忌《哀時命》，通篇幾乎全是以屈原第一人稱身份說話，王逸也反覆（四十餘次）用（屈原）“言己”如何的句子注解，給讀者造成屈原自訴的印象。但是文中突兀地用了第三人稱“子胥死而成義兮，屈原沉于湘汨”之語（成了該文作者嚴忌的話），而轉換成漢人口吻。這種完全違反邏輯的人稱混亂令人不得不嚴肅思考作者嚴忌（？）乃至注釋者王逸的用意：他們是不是要間接暗示這裡的“己”其實是漢人？再如在也由屈原第一人稱寫的《愍命》篇竟然有“韓信蒙于介胄兮，行夫將而攻城”之句，舉漢初之韓信，也似無意而有意透露了所謂屈原的漢人身份。
從以上“特殊性”例句導出與“一般性”認識相反的推論，其實相對容易，只是在重重偽裝的文字面前，在強大的傳統思路面前，歷代很多《楚辭》學者不肯輕易向這個方向思考而已。我們由漢儒評注《楚辭》之兩重性態度，更可以申論，在漢代，對《楚辭》的注解不但是學術問題，而且更是敏感的政治問題，故有些作品發表的方式和時間都是受限制的。班彪為賦閃爍其詞，班固為史隱約其事，王逸為注曖昧其義，都反映了這種限制。對《楚辭》不能全說真話，恐是漢代知情文人的悲哀。我們必須嘗試逐步揭開這種限制和悲哀的歷史內容。《楚辭》之盛譽起于文、武之際，其評價乃至面貌經過數百年的研究和爭論，一直到王朝行將滅亡的東漢後期始由王逸而成《楚辭章句》，這個事實本身標誌漢代學者在皇朝“福蔭”下，經過多代努力終於達成的一個真理和謊言的妥協。當然，它畢竟還是曲折而隱微地反映了歷史和文學史的真實，以及文人對暴君的軟弱的反抗。問題的關鍵在於，我們能否解釋這一系列“特殊態度”之疑，而揭開歷史的塵封。
以上，我們以班彪《覽海賦》賦旨為基礎，推斷二班、王逸等漢儒有苦衷。這種苦衷，迫使他們在“講”《楚辭》之“神篇靈章”時不得不持“兩重性”的態度，即一般情況下，聊且附合眾人之調，卻深藏本心之音；而其本意則如雲龍霧豹，只是偶爾才露一鱗半爪。我們并不能因為表露“特殊”（另類）態度少見而表露“一般”態度則多見，就忽視“特殊”聲音的真實價值。須知，這尚未被眾人的高唱完全埋沒的似乎微弱的另類吶喊很可能正是歷史的真實所在。尋求這樣的不被眾人所知不被史家明記的真實，當然極大增加了研究難度。在幾篇獻疑文章中，如能把一個令人懷疑的重要問題合乎邏輯地提出而使楚辭研究者嚴肅面對它，是筆者最大的希望。但是作為韓眾等疑問的邏輯歸結，我們必須嘗試揭示，漢代《楚辭》研究畢竟面臨什麼政治問題，居然使班固王逸等知而不言或言而不盡？其政治忌諱來自何時何事？作為一個切入點：畢竟有關於何人？
三 漢儒評注《楚辭》的政治忌諱之所指
進一步分析前引班彪《覽海賦》、班固《漢書·地理志下》以及王逸的《楚辭章句》等有關段落，我們居然毫無例外地找到線索，可據以推測，班彪班固王逸有時涉及《楚辭》或屈原時，不僅對傳統的屈原歷史身份質疑，而且會不時隱指或者干脆強調另一個人，此人乃淮南王劉安，致使劉安與屈原，竟屢屢糾纏不清。這便是漢儒評注《楚辭》的所謂“另類”聲音的本質內容。
從《覽海賦》中可見，班彪“命韓眾與歧伯，講神篇而校靈章”的夢想是當他自謂“余有事於淮浦”時引發的。“講校”“神篇靈章”，即講校《楚辭》，理應與屈原有關，而何必提“淮浦”呢？從賦意推求之，以“淮浦”句作為對淮南王劉安的不露聲色的暗示，正好符合班彪《覽海賦》的韜晦藏真的風格。而所謂“神篇靈章”的作者，如果我們考慮劉安神仙家的身份，尤其是劉安在漢代已經被傳說成仙的事實（見王充《論衡》等），指為劉安至少是比指為屈原更貼切的，班彪之意正是如此。從問題的另一面來看，歷來注家在解釋《楚辭》的乘龍駕雲、縱橫八極時，皆歸之於屈原超世絕塵的天才和文思；但我們也可以反問：一個心懷楚國、神系君王，以存君興國為平生志業，完全陷於君國政治而不能抽身的“楚賢臣屈原”，如此喋喋不休、津津樂道於神仙出世，不是有點蹊蹺麼？須知，即使把《楚辭》中大量神仙出世的描寫都當成作者懷忠被讒以抒其憤的比喻象徵手段（這並不可行），仍大可疑。存在決定意識，作家即使在用比喻時也往往難免不自覺地暴露自己的身份，所謂三句話不離本行；傳統所描畫的忠君愛國的屈大夫，仙情道心何其重也？飛天揚厲何其神也？
班固偏偏在《地理志》中敘及壽春時大談“世傳《楚辭》”的原因，好像壽春和《楚辭》有什麼非常的關聯。淮浦近鄰壽春，壽春固是楚之舊都，根據《史記·楚世家》，楚國是在楚頃襄王二十一年“東北保於陳城”（《漢書·地理志下》亦言：“頃襄王東徙於陳”）；又於考烈王二十二年（前223），自陳“東徙都壽春，命曰郢”。考烈王徙都壽春時，史傳屈原其人早已去世。故壽春其地如果和《楚辭》有什麼關聯，與其因為它是“楚之舊都”，毋寧說因為“淮南王都壽春”。江陵（郢）既然被認為是稱為屈原者眷眷懷念的舊都，而長沙有“屈原所自沈淵”，班固大談“世傳《楚辭》”這一段話理應置於《地理志》關於江陵（“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亦一都會也”）或長沙（《地理志》無特別文字附後）的說明之中，才算合情合理。現在班固把關於《楚辭》的說明，不置于同屈原有關的地名之下，卻置于劉安所都的壽春，從他下文提出的對《楚辭》重大懷疑看來，他恐是有意誘導讀者考慮劉安和《楚辭》、甚至劉安和屈原的關聯。其中語言之欲藏欲露，是令人不能不犯疑的。
至於王逸有關評論，前引《遠游·敘》“（上為讒佞所譖毀），下為俗人所困極”以及“微霜降而下淪兮”等句之注解，表面上說屈原，實則頗令人感到像在議論一個漢代藩王（就是劉安，可証《遠游》乃劉安作）。前文引用东方朔“言語訥澀兮，又無強輔”时，我們也曾指出，屈原者作为臣子而非藩王，需要什麽“强辅”？王逸《離騷·敘》則明言“至於孝武帝，恢廓道訓，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則大義燦然。後世雄俊莫不瞻慕，舒肆妙慮，纘述其詞”；不遺餘力讚揚了劉安對於《楚辭》的崇高貢獻，不但強調了劉安彰明《離騷》“大義”，而且說明其此行的巨大影響，以至於“後世雄俊，莫不瞻慕，舒肆妙慮，纘述其詞”。尤其後面這種高度的讚揚，竟然和該文之末 “自終沒以來，名儒博達之士，著造詞賦，莫不擬則其儀表，祖式其模範，取其要妙，竊其華藻”讚揚屈原之語口吻相似。這令人懷疑王逸竟也認為劉安其人和屈原幾乎相侔。
又王逸《楚辭章句》卷十二淮南小山《招隱士·敘》藏中見露，挑戰傳統的視而不見式的詮釋態度。此可當作一段奇文讀之，而歷来一直以不解為解。且不必說許多舊籍（例如《文選》卷三十三）、學者（例如本師馬茂元先生）都認為《招隱士》是淮南小山為劉安招魂之作、甚或是劉安之作。王逸之敘強調了淮南王劉安因博雅好古，擁有自淮南八公至小山大山這些慕德歸仁而竭忠盡智的門客。劉安門客不但分工寫《淮南子》，而且有專門寫辭賦的。據王逸說，辭賦（或者辭賦作者？）分類，而稱為小山、大山，居然恰如《詩經》中有《小雅》、《大雅》一樣。這已經甚為奇絕。我們也只好隨着王逸這么叫下去。然而細析文義，王逸比小山大山于《小雅》《大雅》，已悄悄地把劉安及其門徒之作推向與《詩經》並列而比高的地位。而能與《詩經》並稱的作品，《楚辭》而已。王逸推崇淮南小山，實把序文重心置于劉安，等於引導讀者思考小山、乃至劉安與《楚辭》的關聯。又“小山之徒”雖“閔傷屈原”，卻“又怪”屈原之文“昇天乘雲，役使百神，似若仙者”；可見小山所“怪”者，那個歷史上傳說的屈原之文，似不應如此“似若仙者”，大概他們認為只有劉安及其徒屬才能如此？王逸似在啟發讀者作此推論。他是不是在曲折暗示“小山之徒”“閔傷”的“屈原”其人竟和劉安有某種特別的關聯呢?分析王逸晦澀的文義，我們是可以這樣推測的。劉安乃漢初以來最大的神仙家，他同時又是極有才能的文學家、思想家，以彼之才，未必寫不出“金相玉質，百世無匹”的文章，而“昇天乘雲，似若仙者”。當然，在有關歷史被篡改得面目全非的情況下，我們對這個問題很難期望一般意義上的嚴格史料證明。但如王逸此處文字一樣的例子，積腋成裘，不是也能透露問題的性質而引導我们懷疑嗎？
下文接著說屈原“雖身沈沒，名德顯聞，與隱處山澤無異”，從字面看來，亦文理不通而令人疑惑。屈原若因憂國至於沈江而死，乃名德顯聞，這“與隱處山澤”而得名是大異其趣的，怎能說是“無異”呢？所謂隱士者，無論真隱假隱，都和屈原毫無共同之處。陶淵明與當道權貴不合作而陷於貧困，是為隱士之高尚者，但屈原也完全不似陶淵明。王逸以屈原比隱士，全然沒有可比性；稱屈原“與隱處山澤無異”，也和王逸本人謂屈原“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完全矛盾。其實，从懷疑的角度推想，若細品味“身沈沒”、“名德顯聞”與“隱處山澤”的各種可能含義，這几句話隱然可另有一解：《楚辭》主體的真正作者本人死，他作為《楚辭》作者的事實和姓名不為人知、湮沒無聞，是為“身沈沒”；依靠“屈原”之名號（非作者本名），而傳美譽令德於天下，是為“名德顯聞”；如此，《楚辭》作者就像真正的隱士一樣沈其真身，不过顯其虛名，是庶幾可稱為“與隱處山澤無異”。這個就文字本身的解釋至少可說通，而勝于把不通的文字置之不理。尚祈高明正視這是個問題，而得出其正解。最後“故作《招隱士》之賦，以章其志也”之語，說出了此篇題目。《招隱士》全文既與習稱的隱逸之士完全無關，則王逸以此題目涉及的“隱士”，自非一般意義的隱士。我們搜盡了“隱士”一詞的各種可能含義，只能從字的本身求解；而認為在《招隱士》題目中，“隱士”一詞乃指一個本人作為《楚辭》主要作者而被隱藏了姓名和形跡的“士”。這個呼之欲出的隱士，從此序的可疑語氣推論，劉安大可疑。王逸若非有言外之意，何至於寫出這種半通半不通的文章。通讀《招隱士》全文，我們實在看不出它是如何章那个傳統認可的屈原之志的；說它隱晦地道出了劉安處境的倒是頗有人在。《招隱士》之題目，分明在呼喚一个有名而无名之人；引诱讀者在文學和歷史的迷宮中，尋求一位為中國文化的光輝作出了巨大貢獻，卻又為中國文化的陰影所掩蔽的人物。
下面《楚辭》卷十七王逸《九思·遭厄》之句亦徑直說“屈原”是漢人：
悼屈子兮遭厄，沈玉躬兮湘汨。何楚國兮難化，迄于今兮不易。
這里王逸悼念屈子之遇難沈淵，同時似乎是不經意地洩露了重要消息：自屈原遭厄之時起，楚國一直是何等的朝政昏暗、不可救藥，到今天仍是毫無變化。王逸所謂的“今”當然不容誤會就是漢朝當時；那麼所謂楚國者，不就是漢代的楚國，或者竟是漢王朝本身的代稱麼？連所謂“屈子”也只好解釋為一個漢代的受冤屈的“子”了，屈子的“玉躬”卻顯示了他的王者氣派。這又與劉安暗合。無論如何，王逸上面的話，簡直是直接暴露了屈原的漢人身份，不知維護屈原的傳統形象的論者將何以解之？這是王逸的錯誤，還是暗示？還是不需少見多怪的、不包含任何訊息的平常句子？難道漢人為文竟然完全無邏輯可言？
由此推論，《楚辭》字眼本身可商榷：《楚辭》乃漢代有楚地色彩的賦體文學形式，而未必與先秦楚國更有干係。誠然，漢文化在很大意義上是楚文化的繼承和發展，這並不說明今傳《楚辭》文本一定生于楚國。漢帝國之楚地文化特別發達，因而興盛《楚辭》之體，又何足怪。根據《史記·酷吏列傳》：“買臣以《楚辭》與（嚴）助俱幸”；《漢書·朱買臣傳》：“嚴助貴幸，薦買臣，召之，說《春秋》，言《楚辭》”；《漢書·王褒傳》：“宣帝時，修武帝故事…徵能為《楚辭》九江被公，召見誦讀”，以及《漢書地理志》（上引）──專門名詞“楚辭”的這些最早記載，都沒有清楚標明其興起的具體年代，而不排除漢代的可能。其實漢初以來，許多藩王如趙王、燕王、齊王等，仍因襲戰國舊名。《漢書》（卷八）也有《楚孝王劉囂傳》，劉囂之子竟也稱楚懷王；枚乘的《七發》便以“楚太子有疾”開頭。我們當然不是說此楚懷王即彼楚懷王，但是從漢人當時近承戰國而“去古未遠”推論，封於楚國舊地的諸侯王國，尤劉安所封淮南王國，不是也可以被認為是一種楚國麼？果真如此，則《楚辭》不但可以按照班固所昭示的“世傳楚辭”的五個原因中後三個（高祖王兄、淮南王、嚴助朱買臣）推証，而必然含有漢代的成份，連屈原宋玉所涉之楚亦大可疑為漢代之楚，甚至就是漢的代稱。上舉王逸《九思·遭厄》之句適可為證。
可見，作為曾評注《楚辭》的漢儒代表人物班氏父子和王逸，都透露了我們所說的“另類”態度。這種態度實可推及到一般知情的漢儒。統而言之，有些漢儒在高唱楚賢臣屈原的同時，不時暗挾另一種非傳統的屈原身份，並迂迴地以此隱指劉安。換句話說，《楚辭》的“懷疑”之“竇”，不時微露一個取屈原而代之的劉安之影。這就是我們說的漢儒對《楚辭》的“另類態度”。這種諡號“屈原否定論”而被當今一些學者不屑一顧的學術觀點，其實根基不淺，並未真被駁斥過。
淺學妄說，恭俟明教。文德所被， 願作附庸。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