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楚辭和屈原的懷疑

關於《楚辭》和屈原的懷疑

自王逸《楚辭章句》將《遠游》之著作權歸之于屈原，二十世紀以來出現懷疑和爭論。肯定王逸之說者意欲葆美於屈原，否定者亦是求真於《楚辭》。 實則對《遠游》乃至《楚辭》許多篇章的著作權必須是在兩種相反意見不斷深入互相問難的情況下，才能逐漸揚棄誤說，逼近正確認識。本文正是基于此，專就《遠 游》中的韓眾做一點引申研究，提出一些懷疑的思考，而就教于楚辭界的良師益友們。所謂懷疑者，乃是根據《楚辭》本身的線索推理論証，得出某個論點而導致與 傳統的觀點相左的懷疑；重新審視和論証最初引起懷疑的論點，我們發現不但不能推翻它， 似乎還能繼續推論下去，形成進一步的懷疑性意見。或者（一）將這種懷疑意見全部推翻，或者（二）把它們推証到底， 二者雖皆非易事，卻是每一個嚴肅的研究者必須作出的選擇。筆者非常希望有智者指點；做好（一）而發我于迷津之中， 使我不必徒勞無功地繼續作（二）。


一 韓眾是《遠游》乃漢人之作的硬証

認為《遠游》為漢人之作的研究者雖然多見，他們卻似乎都沒有充分強調韓眾這個證據。本文就在他們眾多研究的基礎上，首先再強調這個證據。《楚辭·遠游》下段文字中提到韓眾：

聞赤松之清塵兮，願承風乎遺澤。貴真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仙。
與化去而不見兮，名聲著而日延。奇傅說之得星辰兮，羨韓眾之得一。

這裡赤松、傅說、特別韓眾都被當成“往世”得道的“神仙”。 如果“往世”指非常久遠的古代，這些神仙們的歷史原型所生活的時代當然比《遠游》作者要早得多，這是無庸置疑的。如果“往世”于《遠游》作者而言相對晚 近，考慮被傳說成“仙”需要的時間，神仙的凡人原型之時代在多數情況下仍然比《遠游》的作者略早一些；或者，即使假設這段“成仙”需要的時間恰在《遠游》 的作者在世之日，則“神仙”之成仙前後一段時間也正當《遠游》作者在世時。換句話說，假設《遠游》此言之作者是屈原（前340？－278？） ，無論怎 樣推論，韓終的時代應不比屈原晚。

可是，《史記·秦始皇本紀》也有關於韓眾的記載：

（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遣徐巿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 。…因使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藥。…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三十五年，盧生說始皇曰：“…愿上所居宮勿令 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為人，天性剛戾自用。…秦法，不得兼方，不驗，輒死。…”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曰： “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皆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眾。（文學）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今聞韓眾 去不報，徐巿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奸利相告以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

這裡韓眾、盧生、侯生、石生、徐巿（福）都是秦始皇（前259－210）時的方士（諸生），連羨門子高也是與當時時代相接的方士之流，傳說成了神仙。假設 這個韓眾與屈原的《遠游》中所提同名者指同一人，那麼依屈原的生活時代推之，韓眾至此時總已一百幾十歲了，猶在到處活動；即使韓眾是所謂“神仙”，這也是 不可能的。顯然，活躍在秦始皇時的韓眾，斷無被楚臣屈原在其賦中引用的可能。那麼，如果仍然堅守《遠游》為屈原作之王逸舊說，邏輯的推論就是，屈原《遠 游》所言韓眾應是另一人，偶然與祖龍的方士同姓名而已。事實是否如此呢？ 只有確實地把《遠游》與《史記》之韓眾的關係搞清，才能進一步下結論。我們因此繼續追索對韓眾的記載，以求其真。

班固《漢書·郊祀志下》（卷二十五）載谷永諫漢成帝書，其中說到：“秦始皇初併天下，甘心於神仙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齎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 還，天下怨恨。”可見，《漢書》承《史記》，認為韓眾是象徐福一樣的、曾經為秦始皇入海求藥的方士；不能設想，這個白紙黑字記在歷史上、家喻戶曉的事實， 當時任何稍知歷史的文人會茫然而不知。

馬史班書所記載的韓眾是否等同于《遠游》中所提到之韓眾呢？ 答案是肯定的。通過《藝文類聚》卷八載後漢班叔皮（彪）《覽海賦》中的韓眾為中介，我們可以理清這個問題。賦曰：

余有事於淮浦，覽滄海之茫茫。悟仲尼之乘桴，聊從容而遂行。
馳鴻瀨以縹鶩，翼飛風而迴翔。顧百川之分流，煥爛漫以成章。
風波薄其褭褭，邈浩浩以湯湯。指日月以為表，索方瀛與壺梁。
曜金璆以為卦，次玉石而為堂。蓂芝列於階路，涌醴漸於中唐。
朱紫燦爛，明珠夜光。松喬列於東序 ，王母處於西箱。
命韓終與歧伯，講神篇而校靈章。
愿結侶而自託，因離世而高遊。騁飛龍之驂駕 ，歷八極而迴周。
遂竦節而響應，忽輕舉以神浮 。
遵霓霧之掩蕩，登雲塗以凌厲。乘虛風而體景，超太清以增逝。
麾天閽以啟路， 闢閶闔而望予 。通王謁於紫宮，拜太一而受符。

先把這篇（或這段）賦文逐句大致繹釋如下：

班彪（“余”）因事來到淮水之浦，看到滄海茫茫。他對孔夫子“道不行，乘桴浮於海”（《論語·公冶長》）的箴言有所感悟，就暢想夫子當年沒有實現過的海上 之游。在幻覺中，他驅趕巨浪在大海中疾馳，駕馭飄風在雲天上回翔。他從高空俯瞰大地上百川儼然分流，那是造物燦然的文章。長風巨浪，海天蒼茫，風水相激， 浩浩湯湯。他神游意飛，仙興蕩漾。乃以日月為標識，尋索到縹緲的海上仙山，方嶼、瀛洲與壺梁。那裡，閃亮的金璆裝飾門窗，整齊的玉石砌就廳堂。奇妙的蓂莢 長滿階路，芳香的醴泉噴湧庭唐。那裡，仙官神后的朱衣紫袍照耀輝映，夜明寶珠燦爛輝煌。仙人們亦依次而或立或坐：赤松子、王子喬列於正堂之東，而王母則坐 在西邊的廂房。

在這種情況下，恐怕也由於班彪本人的夢想，仙尊乃命令使韓眾和歧伯，講解“神篇”，並且校對“靈章”。作者表示願意和這些仙侶同游，託付自己的終身事業， 逃遁於塵世之上，自由自在，驂龍駕雲，周遊八方。仙人們當即舉起“節”很快地回應他，他登時羽化而高翔。隨著霓霧之路的開闔動蕩，他登上雲途，迅不可擋， 飛越太清，如影如響。然後揮手天閽開門讓路，天門大敞，天閽乃通報紫宮，讓他拜見至高無上的太一尊神，領受符命，成為韓眾歧伯的同行。

簡言之，班彪因為在淮浦見到滄海，由“道不行”而望洋興歎、游神仙界，乃與仙人韓眾等為侶，拜受了太一尊神的符命，得到幻想中的自由。

我們先從“韓終”之名在此被引用，揭示《遠游》的時代性。我們知道，班氏父子都是著名史家，父子乃至班昭相繼合力著《漢書》。據《後漢書》本傳，班彪“才 高而好述作， 遂專心史籍之間。”“固以彪所續前史未詳”，所為《漢書》，“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72－83）中乃成。” 班氏父子又都是楚辭研究家。班彪研究 楚辭的興趣和造詣，可由他的賦作 及其對班固的影響看出。從此賦本身看，班彪對楚辭不但非常熟嫻，而且有獨特的見解。至於班固，根據王逸的《楚辭章句·離騷後敘》，“班固、賈逵復以所見， 改易前疑，各作《離騷經章句》”，知他乃是漢代劉向以後、王逸以前屈指可數的楚辭專家；所著《離騷贊序》、《離騷敘》，亦見王逸、洪興祖《楚辭補注》。史 家而兼賦家的班氏父子著作中提及的韓眾，是無可懷疑的歷史證據。

這篇《覽海賦》，和《楚辭》比，可謂形神兼似。如果把每句第四字換成“兮”字，正是一種楚辭的句式；如果在單數句後加“兮”字，句式又酷似《遠游》。細讀 之，不僅句、意多取《楚辭》，其悲世、避世、幻想用世的感情鏈結也既和《離騷》的理想破滅、進入幻想、臨睨舊鄉的情懷相通，又和《遠游》的悲世、遠游、歸 于大道的志趣相似。可見，從運思謀篇到煉句、用事、驅馭神話，本篇皆深得《離騷》乃至《遠游》神理。即使退一步說，任何讀者至少總得承認，班彪在寫此賦 時，心中有《楚辭》之《離騷》尤其《遠游》的範本在；有《遠游》的韓眾在。所以《覽海賦》所說的韓眾，就好比《遠游》中兩次提韓眾一樣，與《遠游》中的韓 眾必指同一人。另一方面，班彪《覽海賦》的這個韓眾，必等同於其子班固《漢書》（《漢書》中當然也有班彪的手筆）所記韓眾，而不容懷疑就是《史記·秦始皇 本紀》的韓眾。班氏父子寫史而繼《史記》，又為賦而承《遠游》，因而確切地掃除了疑問，以其自身的著作很有說服力地告訴我們，《遠游》中的韓眾原來就是 《秦始皇本紀》所記載的那位方士。

以上證明《遠游》中的韓眾為秦方士的過程，應該是容易的。資料也不難尋。令人遺憾是，班彪的《覽海賦》提供的重要論據，很少被治楚辭的學者全面論及。

韓眾既是秦始皇時人，他就不是楚懷王、頃襄王時的屈原所能提及。可見，屈原對《遠游》的著作權是大有問題的。韓眾既是秦始皇方士，他之在傳說中成為仙人只 能在漢代。至晚，也在劉向把《楚辭》“分為十六卷”之前；因為劉向所編訂的十六卷《楚辭》，依王逸說，應該包括《遠游》在內。《淮南子·道應訓》有如下的 文字：“盧敖游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闕，至於蒙轂之上。”高誘注：“（盧敖）秦時燕人，始皇召為博士（即諸生），使求神仙，敖亡而不反。”其中的盧 敖，正是《史記·秦始皇本紀》中的求仙不成因而亡去的燕人盧生。韓眾的同僚同行盧敖可以在《淮南子》書中被記載為仙人，可見他在《淮南子》成書前已經在傳 說中庶幾取得了“仙人”的資格；則韓眾之“成仙”，亦約略同時。其實，自秦末至《淮南子》成書，幾十年間，燕齊方術之士一直在民間盛傳仙人，故認為《淮南 子》成書之前韓眾等已經“正式”傳說成仙，應該與實際情況相差不遠。無論如何，《遠游》全篇的作者既引韓眾成仙之成說，必應是漢人，而其著作《遠游》的年 代應當不遲於《淮南子》成書的漢武帝時。

這裡要質疑的是，《遠游》中“羨韓眾之得一”的句子，是否漢人特意作偽而攙入原文？ 我們知道，漢代到王逸為止所有與《楚辭》相關的文人學者，都幾乎毫無例外地持《遠游》乃楚臣屈原作之說；如王逸則毫不含糊，在《遠游·敘》中說“《遠游》 者，屈原之所作也”，並接著敘述了《遠游》作旨及其深遠影響，好像言之鑿鑿。他們既然一般都認可屈原對於《遠游》的著作權和《遠游》的高度思想藝術價值， 應不至於對“屈原”的《遠游》作偽而“低劣”到嵌入並且保留“羨韓眾之得一”這樣易露馬腳的、帶漢人口吻的句子，也不會默許別人作這種偽。所以漢人作偽嵌 入的假設不能成立。又，從《遠游》的結構和詩思的推移來說，“韓眾”句承上啟下，順暢自然，是全詩和諧整體的不可割裂的一個句子，與《遠游》全篇融合無 間；同樣無法推斷它是游離於全詩恢宏完整結構之外的、嵌入的偽句；我們只能以“韓眾”句作為時間的標識，認為《遠游》全篇出于漢代一個作者之手。全篇出于 漢代一個作者之手，則剩下兩種實際的可能性需要研究。第一個可能是漢代的一個高才作者有意托名于屈原而作《遠游》，意在騙過漢代所有讀者；如前所析，該作 者固然會不自覺地流露漢代當時特有的某種意識，卻也同樣不會淺陋到聽任帶有漢人標籤的“偽句”留在所謂屈原的《遠游》中暴露其漢人的身份。尤其從《遠游》 全文看，其作者的志抱才識，絕非尋常之輩，更不會在引經據典時犯“韓眾”句包含的時代錯誤。故《遠游》作者雖是漢人，他作為真正作者在寫《遠游》當時應該 無作偽之意，也無必要作偽。第二個可能，也就是剩下的最後一個可能性，乃是《楚辭》的編輯者將《遠游》作偽地假托於屈原（當然要費一番編輯功夫），而沒有 揭示（或者說有意部分地掩蓋）其作者的真實身份；果真如此，則“韓眾”句的存在，若非一個偶然的疏忽，就標誌著一種特殊的編輯動機了。漢代的《楚辭》編輯 者畢竟何故而將本朝某個賦家的《遠游》歸到屈原的名下大唱贊歌？其中的問題便極其復雜了。

通過班彪《覽海賦》“命韓終與歧伯”句的研究，我們會繼續發現，這里的韓眾象故意做成的一個路標，能引導人們直通真實而揭破《遠游》出於屈原的偽說。如果 我們可以給“作偽”生造一個反意詞的話，這是“作真”。由此反証，漢人之《遠游》作於屈原這種一般的說法，不是一種學術上的不同見解，而是《楚辭》的編輯 者不得不有意作的偽。班彪作為漢代楚辭專家那麼苦心寫下的賦句，就是為了在大環境的作偽中，在小範圍內助成作這個真。也就是說，班彪有為而發，故意留給後 人一句微言：《楚辭》中有關的偽可以通過韓眾而識破。班彪之言，我們不得不予以重視。班彪賦中強調的人名“韓眾”恰恰就是《遠游》中的韓眾，這說明班彪希 望通過韓眾之名在《遠游》中的存在而作成這個真。王逸們何故也助成作這個（種）偽（真）倒是很值得探究的。

二 從“韓眾”估量王逸注的問題：恐與漢代政治現實有關

深入研究韓眾，揭示有關韓眾注釋的混亂，可進一步證明上列論點，並且發現更多問題。

首先我們要把漢魏以來提到韓眾的主要著作之原文爬梳一下，為以後進行推論確立堅實的史料基礎。韓眾既是秦始皇方士，有關他的傳說自然無非采藥、食藥、煉 丹、讀經、 成仙之類。這種傳說一是被用於秦以後詩賦中，二是見於漢魏以來的神仙志怪小說中。前者如： “時亹亹而代序兮，疇可與乎比伉。咨姤嫮之難並兮，想依韓以流亡”（《文選》卷十五張衡《思玄賦》）； “韓眾與王喬，要我於天衢”（《樂府詩集》卷六十四曹植《仙人篇》）； “宓妃興洛浦，王韓起太華”（《文選》卷三十八陸機《前緩聲歌》）；又《東武吟行》：“飢從韓眾餐，寒就佚女棲”（《藝文類聚》卷四十一）；“韓眾藥雖 良，恐更不能治”（《三國志·劉劭傳》注引毋丘儉《答杜摯詩》）； “韓眾及王子，何世無仙才”（《藝文類聚》卷八十一吳均《采藥大布山詩》）； “若值韓眾藥，當御長房龍”（《文苑英華》卷三百一十九北周王褒《和從弟祐山家詩二首》之一）。後者如：韓眾食琳國玉葉李、其李因名“韓眾李”的故事 （《太平御覽》卷九六八引舊題郭憲《洞冥記》）。“羅浮山中菖蒲一寸二十節。韓眾、王興（按：漢武時人）所服並然。而此過之，有足珍也” （《藝文類聚》卷八十一引《羅浮山記》）。 “闇河之桂，實大如李。得而食之，後天而老” （同書卷八十九引韓眾《采藥詩》）。 “劉根初學道到華陰，見一人乘白鹿，從十餘玉女。根頓首乞一言。神曰：‘爾聞有韓眾否？’答曰：‘聞有之。’神曰：我即是也”（ 葛洪《神仙傳》）。 “韓眾，仙人，食菖蒲，冬袒不寒。” （《佩文韻府》引晉王嘉《拾遺記》）。 如此等等，下文我們還要繼續搜羅引用。以上對韓眾的引用或描寫雖全依據或本身就是神仙詭怪之說，其中的“韓眾”卻正與那個秦始皇時方士的真實原型相符合。

唯《拾遺記》所載韓眾似與秦韓眾之年代不甚符合而值得注意。《拾遺記》卷四曰：“趙高先世受韓眾丹法。冬月坐於堅冰，夏日臥於爐上，不覺寒熱。及高死，子 嬰棄高屍於九達之路，泣送者千家。或見一青雀從高屍中出，直飛入雲。九轉之驗，信於是乎！”卷五則曰：“孝惠時道士姓韓名稚，韓眾之胤也。”《拾遺記》此 書記事之詭怪不經，尤為歷代論者所詬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子部小說家類三）更指出“趙高登仙之說”是“獎賊臣。”這裡所謂的“趙高先世”能否 追溯到屈原以前？ 我們卻無從考證。其實，我們列舉的種種關於韓眾的神仙志怪傳說，既然視韓眾為神仙，無論《拾遺記》還是相反的例子，雖皆基於秦韓眾的歷史原型，都沒有也不 可能提供任何關於韓眾年代的確切訊息。愚以為，志怪小說編造的故事之史料價值（如果有的話）畢竟不能與班氏父子嚴肅其事的史、賦相比。我們無法證明在秦韓 眾之前，曾經存在過一個韓眾也在傳說中成了仙。而秦韓眾“成仙”之後就被神仙家認為“超時代”了，因而漢以後的作者很自然地使他在志怪小說裡橫逸出歷史的 真實時間之外。況且，即使真的有兩個韓眾都傳說成了仙，我們仍然必須高度重視從班氏父子著作推出的《遠游》之韓眾與秦韓眾為一人的邏輯結論。其實，漢代文 學作品中之對待仙人，既然認為他們成了仙，就把把仙人看成超越時間的同一類存在，而把無論古代成仙還是近代成仙者相提并論，一般是很少慮及仙人的凡人原型 生活的時代的。這一點從韓终與傅說、歧伯并提也可看出。

現在我們來看《楚辭章句·遠游》（卷五）王逸的注解。為了不至斷章取義，也為了比較，我們把本文開頭所引一段《遠游》及其注解全抄在此：

“聞赤松之清塵兮。”下注：“想聽真人之徽美也。塵，一作虛。”“願承風乎遺澤”下注：“思奉長生之法式也。”“貴真人之休德兮”下注：“珍瑋道士壽無 極。真一作至。”“美往世之登仙”下注“羨門子喬古登真也。美一作羨，仙一作僊，子喬一作子高。”“與化去而不見兮”下注：“變易形容遠藏匿也。”“名聲 著而日延”下注：“姓字彌彰流千億也。”“奇傅說之得星辰兮”下注：“賢聖雖終精著天也。傅說，武丁之相。辰星，房星，東方之宿，蒼龍之體也。傅說死後， 其精著於房尾也。”“羨韓眾之得一”下注：“喻古先聖獲道純也。羨一作美，眾一作終。”

這裡王逸對於《遠游》的章句注解，特點在於，多先以七字或八字語“闡述”（所謂“闡述”，指一種對全句的講解，有時頗為隨意）每句大意，然後再解釋句中名 物掌故（如果必要），三是出校文（如有異文可參）。這種注解方式，又見於《九辯》和《九懷》等篇章。在上引一段中，王逸注“奇傅說之得星辰兮”一句，除了 作“闡述”外，又對人名傅說作解釋，而對緊接的“羨韓眾之得一”，卻只有“闡述”和校文，而沒有對人名“韓眾”的解釋。若說“喻古先聖獲道純也” 這句沒有提供實質內容的的“闡述” 中，已包含了王逸認為必要的解釋，是難以令人信服的。須知，王逸能從“美（羨）往世之登仙”句“闡述”出字面上莫須有的羨門（子高）、（王）子僑來：此二 人雖于韓眾同類，或秦始皇時已盛傳為仙人，或被傳為周靈王太子，畢竟“古”到何時，貌似難斷，王逸反而要從隱處拈出；但是他卻對明處的韓眾之真實身份不置 一詞。這種注解的詳略對比是很有趣的。其中似乎是迴避的、欲言又止的態度值得追究。

況且，在《楚辭》卷十三東方朔《七諫·怨思》也提到韓眾，這個韓眾當然和《遠游》中的韓眾指同一人：“聞南藩樂而欲往兮，至會稽而且止。見韓眾而宿之兮， 問天道之所在。” 這裡王逸解釋是：“韓眾，仙人也。天道，長生之道也。眾，一作終。”對比《遠游》的注解，依然沒有任何新意。任何讀楚辭者不看他的注釋仍然能猜測到韓眾必 是所謂的仙人。而“天道”者顯然不是什么長生之道，而是上天的正義之道。但是前文（卷五）籠統無注，後文（卷十三）始有注而實際上等於無注，這問題就更大 了。

王逸《楚辭章句》的通例，根據歷代學者的研究，是同一詞語先出現於哪一篇，便在當篇解之；後文該詞語再次出現時，便注見某某篇。這種通例早就引起《楚辭》 注釋家和考證家的高度重視。例如，洪興祖的《楚辭補注》根據 “王逸《九章》注云：皆見於《九辯》中”而推斷“知《釋文》篇第，蓋舊本也。”由此可推出《九辯》本應列於第二的結論。又例如，洪興祖《楚辭補注·離 騷》：“曰黃昏以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句曰：“一本有此二句，王逸無注，至下文‘羌內恕己以量人’始釋‘羌’義。疑此二句，後人所增耳。”以至於楚辭界 乃公認此二句應從《離騷》刪去。 現在王逸對同一韓眾，前文（卷五）無應有之正式的注釋，而後文（卷十三）乃作不須有之淺陋的、作為注釋家很不合格的注釋。這不能不看成是王逸《楚辭章句》 中的一個破綻。我們總不能認為象把《九辯》提到《九歌》前一樣，也可把《七諫》提到《遠游》之前；況且，即使這樣做了，仍然既不能解釋王逸作為注釋家對韓 眾之曖昧的態度，也不能說明他為什麼在《章句》中自亂其例，更不用說解決顛倒順序之後產生的大堆問題了。

前文說過，以理推之，漢代任何稍知歷史的文人而不知韓眾，是不可能的。王逸即使認為《遠游》和《七諫》提到的韓眾非秦始皇時代的韓眾，而別有所指，也應該 有所辨證。對於韓眾的注釋，王逸居然採取有史而不引，有案而不稽，注解含糊，假裝不知的態度，不惜由此造成一些漏洞，這畢竟是個什麼問題呢？從班彪的《覽 海賦》中，我們能悟出直道不行、文人著書不能暢所欲言，而只好借助於隱喻暗示真義的苦衷。班彪的苦衷，啟發我們猜測：在《楚辭》的注解中，王逸也許有類似 的苦衷吧。否則他何必在明顯是錯誤的地方，那麼振振有詞；而在明顯是容易作注的地方，偏偏那麼曖昧或者“顧左右而言他”呢！

王逸在《楚辭章句》的《離騷·後敘》中說過：

至於孝武，恢廓道訓，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則大義燦然。後世雄俊莫不瞻
慕，舒肆妙慮，纘述其詞。逮至劉向，典校經書，分為十六卷。孝章即位，深宏道藝，而班固、賈逵，復以所見，改易前疑，各作《離騷經章句》。其餘十五卷，闕 而不說。又以壯為狀，義多乖異，事不要括。今臣復以所識所知，稽之舊章，合之經傳，作十六卷章句。雖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旨之趣，略可見矣。

可見王逸作為“博雅多覽” 的楚辭家，對前代劉安、劉向、班固、賈逵等關於《楚辭》的見解，應知之甚詳，他的《楚辭章句》應是對前人多所折衷和取捨而成書的。他可質疑和批駁班固的屈 原評論， 也可“改易前疑”或者揚棄舊說。但是既然“稽之舊章，合之經傳”以求“究其微妙”，他至少應汲取前人正確之處，而對謬誤加以辯駁。王逸明知韓眾底里而故意 緘默，使人感到蹊蹺而多方思考其原因。這種情況，在他的《楚辭章句》中，并非絕無僅有。歸根結底，從王逸以“臣”的身份進獻《楚辭章句》的行為來看，我們 不得不說其中有政治原因。其實，連“至於孝武帝，恢廓道訓，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則大義燦然”的話，我們也得打上折扣姑妄聽之。這裡歌頌漢武帝的 “恢廓道訓”，同時盛贊劉安的“作《離騷經章句》”以至於“大義燦然”，好像君臣和諧、共濟大業的樣子。其中對漢武帝的諛詞是明顯的，也抹煞了漢武帝和劉 安在政治思想上的矛盾。與歷史事實符合到什麼程度，尚需研究；無論如何，帶有一種官方口吻，是當時特殊歷史條件下的政治氣味很濃的話，不足據以為實而求解 別的問題。政治而與文學有關，這個假設大概不算太大膽和荒唐。當然我們有待於尋求：到底是什麼政治原因。

三 從“講神篇而校靈章”論《楚辭》之有偽而需要講校

為進一步揭露班彪賦的主旨，我們必須研究賦中關鍵句子“命韓終與歧伯，講神篇而校靈章”，探究其含義，來看看班彪乃至王逸們的苦衷畢竟是什麼？我們必須解 決三個問題。第一，為什麼在眾多仙人（或古人──在楚辭體作品群中，仙人和古人在神游中被徵引，似乎沒有多大區別）中，偏偏“命韓終與歧伯”來擔任“講神 篇而校靈章”的任務？ 第二，在特定的上下文中，何謂“神篇”、“靈章”？ 第三，“神篇”、“靈章”為什麼還要“講”而“校”之？

研究歷代楚辭注釋中的韓眾，不但可以補証韓眾是秦始皇時人的結論，而且可以順便回答第一個問題。自王逸對韓終注而不詳，後世注釋家們對有關韓眾的神話或不 引用，或引用而不問出處：即使引用明明是同一個韓眾的材料，也力圖避開他的時代，或乾脆假設韓眾是所謂“古仙人”。也有人直接認為《楚辭》中的韓眾就是秦 韓眾，卻沒有詳細證明之。

先說《七諫》（由此推及《遠游》）王逸未注的韓眾。這個韓眾并不只因班彪《覽海賦》的仲介而與《漢書》、乃至《史記》的歷史記載的韓眾聯系並等同起來。 《七諫》的韓眾自身也保留著與歷史的一致性。我們前面引用《七諫》的几句，意思是，“屈原”聞說南藩快樂而想去那裡，到達會稽山就停下來休息；在那兒見到 了韓眾而借宿其居處，並問他天道何在。這几句，應是易懂的。如果我們尋求其中的事實線索，似可推斷，正如古人至堠嶺會懷想王子喬一樣，這裡的會稽當是韓眾 “成仙”之處，或者“仙游”的出發點。我們再思考徐福、韓眾入海求神而不返的事實，從《始皇本紀》來看，徐福、韓眾並非同時出發（前者在公元前219年而 後者在前215年），前後相差四年。徐福入海求蓬萊仙山，當是從渤海出發。韓眾求神采藥，若非從會稽入海而不還，他和會稽能有什麼關係呢？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引舊題劉向《列仙傳》曰：“齊人韓終為王采藥，王不肯服，終自服之，遂得仙也。”這裡只是引用舊說，倒不是故意避開韓眾的時代。劉向 分《楚辭》為十六卷，是王逸的先輩楚辭專家。但是據《四庫全書》卷一四六，《列仙傳》是否真為劉向作，尚存疑。如果《列仙傳》真為劉向所作，那么王逸在 《楚辭章句》中已經象忽視《史記》、《漢書》乃至《覽海賦》有關韓眾的記載一樣，把《列仙傳》的韓眾記載也忽視了。從《列仙傳》看，秦始皇時的韓眾倒像是 經過了喬裝打扮，有點“古仙人”樣子了。但是這“古仙人”的“列仙”履歷，與他歷史的原型構成有趣的對比：史載韓終為秦始皇求神采藥，去而不報；此處說齊 人韓終為“王”采藥，自服其藥（因王不肯服），因而成仙。據《史記·封禪書》，秦始皇東巡，“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而盧生是燕人，徐福是齊人，韓眾若 是齊人（或燕人）都是順理成章。“秦始皇”之在傳說中被改成“王”，帶有漢人相教傳的痕跡。而歷史中方士們的“去而不報”，正是後世神仙家者流傳說他們成 仙的借口。可見《列仙傳》這段關於韓眾的記載，與《史記》、《漢書》中的韓眾相比，雖細節容有增益，也仍保留著本來固有的一致性。

清蔣驥《山帶閣注楚辭》則引朱鬱儀《靈異篇》（應該是唐以後的著作，待考）：“韓眾服菖蒲，舉體生毛。日誦萬言。得一，見老子。”今追其源，恐出於晉葛洪 《抱朴子·仙藥》：“韓眾服菖蒲，一十三年，遍體生毛。日視書萬言。皆能誦之。冬極不寒。” 其中的“得一”云云，竟似出於《遠游》了，除非《遠游》有更早所本。至於葛洪所言何所本，恐怕原始的漢代資料已經見不到了。但是正是從葛洪的記載中，我們 找到了班彪在《覽海賦》中，除了用韓眾的時代來昭示《遠游》作者的時代外，要韓眾“講神篇而校靈章”的原因：原來韓眾這所謂“神仙”亦以日誦萬言出名，而 這恐怕是他“成仙”以前作秦始皇的方士時的行狀； 韓眾是“仙人”中以讀書神速、博聞強記聞名的，難怪班彪認為他有資格而請他來講校“神篇靈章”。

擔任“講神篇而校靈章”的還有歧伯，是古代的名醫，相傳為黃帝之臣。據司馬相如《大人賦》“屬歧伯使尚方”注引《漢書音義》：“歧伯：黃帝太醫，屬使主方 藥。”我們本來詫異班彪請大夫來講書校書，是不是請錯了人？ 但是高明的中醫當然善於讀醫書，而就在班固《漢書·藝文志·方技》中，有對歧伯如下的介紹：“太古有歧伯、俞拊，中世有扁鵲、秦和，蓋論病以及國，原診以 知政。”原來這個歧伯不僅是個醫生而已，他能把給人看病的原理推廣到給國看病，竟然是醫治時代、國家、政治的弊病，怪不得傳說他曾與黃帝論道。由此可見， 班彪“命歧伯”參預講解和校對，不容置疑地包含與邦國經濟、天下治亂有關的政治意義。講校“神篇靈章”而與國家政事發生關聯，真是令人驚異，但班彪賦文的 這個含義，實在是他的本意，是其賦的隱含而強調的重大主旨，我們不能迴避的。讀者試細讀之，當知此言不誣。

那麼，何謂“神篇”和“靈章”呢？ 班彪到底對什麼作品如此關心、而夢想由韓眾同歧伯對它進行講校？ 從班彪此賦的風格和內容來說，總令人覺得和《楚辭》有關。按理推之，這“神篇”“靈章”恐怕是《楚辭》吧？ 仔細勘察的結果，居然真的是《楚辭》。這也是有意安排的吧，《楚辭章句》卷十五王褒《九懷·株昭》有下面的話：

丘陵翔舞兮，谿谷悲歌。神章靈篇兮，赴曲相和。
余私娛茲兮，孰哉復加。還顧時俗兮，壞敗罔羅。
卷佩將逝兮，涕流滂沱。

這裡“神章靈篇”與“神篇靈章”從修辭上講，其實表現為互文，都是“神靈篇章”之意，所指當然是《楚辭》，而且就是屈原名下的《楚辭》。王褒的《九懷》總 題下，共有九篇。通全賦觀之，王褒“裨”屈原之“詞”而寫《九懷》，不是以第三人稱角度對屈原表示贊賞或同情，而是代屈原立言，即完全用了第一人稱的手 法。這一點，從王逸的注解也可看出。現按照上引《九懷》十句的順序，把王逸的“闡述”抄錄在此，以資比較：

山丘踴躍而歡喜也。川瀆作樂進五音也。河曰洛書緯讖文也。宮商併會應琴瑟也。
我誠樂此發中心也。天下歡娛莫如今也。回視楚國及眾民也。廢棄仁義修諂諛也。
祛衣束帶將橫奔也。思念君國泣霑衿也。

尤其中第五句“我誠樂此”云云、第七句“回視楚國”云云、第十句“思念君國”云云，顯然都是以屈原身份說話。這一段承上文說這個世界黑白顛倒、忠奸不分， 所以屈原“載雲變化”、“超驤卷阿”，而飛翔於仙界，在那裡所見的是這種丘陵谿谷悲歌翔舞的場面。其“神章靈篇”句，王逸的注解有點令人莫名其妙。“河曰 洛書”云云，疑應為“河圖洛書”；即使作“河圖洛書”，仍然不通。按照上下文之邏輯的推理，屈原遭世混濁而神游仙界後，既然“丘陵翔舞兮，谿谷悲歌”，能 夠與之“赴曲相和”而令屈原“余私娛茲”的，無疑是“神章靈篇”，而“神章靈篇”就其固有含義應解為某種很有神靈之氣而可娛神甚至可配樂歌唱的詩篇，即指 屈原的一些作品。縱有人不同意稱屈原的作品為“神章靈篇”，這裡王褒就是這樣寫的。而王逸把從字面上本易懂的“神章靈篇”，解作“河圖洛書緯讖文”，故作 高深，而全然不得要領；試問“河圖洛書讖緯文”如何與丘舞谷歌“赴曲相和”？這種奇特解會所顯露的恐非注釋者的無知，而是他不得不深晦其文的苦衷。換句話 說，王逸對於班彪的“講神篇而校靈章”恐怕不但是知道，而且是有意保護的態度。

其實，把傳統歸在屈原名下的楚辭篇章稱之為“神章靈篇”，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事。且不說《九歌》之完全寫神靈，《遠游》之“輕舉而遠游”、《漁父》、《卜居》之充滿道家神靈之氣，《天問》之神怪陸離；連《九章》中也有

駕青虯兮驂白螭，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
登崑崙兮食玉英，與天地兮同壽，與日月兮齊光。

這種出神入化的句子。至於《離騷》，雖然涉及作者所遭受的人間世之憂苦更多，更具體，而其乘龍駕雲，上天入地，驅馭神靈，陳詞重華，即使作為特殊比興手 段，也是仙氣十足、神乎其神的，透露作者神仙家的學養不同尋常。又王逸《楚辭章句·招隱士·敘》也說“小山之徒，閔傷屈原，又怪其文昇天乘雲，役使百神， 似若仙者”。漢人對《楚辭》的這種“神章靈篇”式的評價，直接影響到後來。《世說新語·任誕》王孝伯所謂“名士不必須奇才，但是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 《離騷》，便可稱名士”，顯然帶有這種認識的痕跡，強調的重點并不是所謂忠君愛國，而是放浪形骸、超世絕塵的名士風度。

“神篇靈章”指《楚辭》，這一方面可以看作是高度評價了《楚辭》的文學價值，恰如王逸《離騷·後敘》“金相玉質，百世無匹” 及劉勰《辨騷》“驚采絕艷，難與并能”，完全是讚揚的態度。但是對漢人來說，讚揚人的詩文“神靈”，無論對人還是對文，恐都是極高而特殊的評價了；被讚揚 的作者則幾乎被相信是神仙。這樣特別的文章和作者，確乎令人瞠乎其後。另一方面，《楚辭》的博學遠識，妙旨深義，當然需要講解，而且必須是知音者對作者原 意的講解，也就是對剔除了錯簡、贗文、偽作、篡改後之原文的講解，不能隨便人云亦云或望文生義。這是顯而易見的。所以“神篇靈章”才需要“校”。此處 “校”之為義，是說，《楚辭》本身恐怕存在文字問題，尤其是篇章真偽問題，也就是著作權的問題，而需要加以考訂、比勘、核對、鑑別。換言之，對於《楚辭》 的作品必須識其偽托，辨其真實。依班彪之言推論下去，則《楚辭》既然需“校”，二十五篇即使不盡屬於屈原，甚至盡不屬於屈原，好像都不是不可能的。這是我 們依循班彪的提示，也就是“校”的本義，而從字面上推出的“校”的種種可能結果，當然有待于詳盡的求證而決定是何種結果。如此，我們從班彪的《覽海賦》中 找到了懷疑屈原作品的合乎邏輯的歷史根據。這個由漢代史家而兼賦家、楚辭專家的班彪嚴肅提出的根據，雖然歷來被人遺忘或交臂失之，其本身卻是令人驚異而深 思的。迄今為止，雖然有人懷疑屈原並試圖求證《楚辭》的另外作者，卻并沒有人順著班彪提供的思路深入研究下去、發現和解決問題。這是一條古老而嶄新的思 路，當然也是一條艱難而引人入勝的筆路。

我們再回到班彪的《覽海賦》，根據“韓眾”句的深意，深入挖掘一下其主旨。為什麼他偏偏是來到“淮浦”這個地方，見了滄海，因孔子的箴言，而想到《楚辭》 的作者問題？ 我們希望後文能回答。孔子之言包含著對現實政治的不滿，理想不能實現的傷心，乃至逃避混濁社會的幻想。這些正好引發了班彪的人生感嘆和創作靈感，效法《遠 游》作者，以《遠游》的方式抒發內心的難言之衷，可見他神游的幻想世界與他生活的現實世界確實有關。“命韓眾與歧伯，講神篇而校靈章”其實說出了他對現實 的關注，是班彪全賦的主旨所在，是他幻想的中心。他在神游中與受最高尊神太一之命講校《楚辭》的韓眾、歧伯同游，幻想自己也領受了太一的符命，從而也能真 實而自由地講校《楚辭》。而講校《楚辭》乃需要韓眾式的“神篇靈章”專家和歧伯式的醫國高手；也就是既需要精通《楚辭》本身，又需要對《楚辭》文本進行糾 謬；既要博學通才，又要政治勇氣。看來班彪認為《楚辭》編輯上存在問題，而必要的勘誤辨偽，正本清源，牽連到當時的內幕政治，其中險巇有難言者。班彪是希 望在當時就得到一種權力，因而能夠合法、正大光明地去把他知道的《楚辭》真相告之於天下，而不必有任何政治上的忌諱。由此推論在漢代當時，不僅是班彪，恐 所有的《楚辭》專家們都沒有這個權力。那麼，他們在注釋和評論《楚辭》時，恐怕也和班彪一樣，在多數情況下沒有明白講出如班彪所期望的、如他所謂經過“講 校”後的《楚辭》真相，而不得不大說符合官方意向的話。如此說來，我們研究《覽海賦》的結果，竟然不僅導致對《遠游》作者的懷疑，而且引出可能是對整個 《楚辭》傳統闡釋的否定。這是始所未曾料及的。而“羨韓眾之得一”竟然似乎是從劉安、劉向以來就保留在《遠游》中的句子，現在經班彪特別點明之後，它乃可 以看為通向真實的祕徑，難怪直到王逸，漢代學者們都小心地保護著它。對於如此一個令人瞠目反目、令如我之持傳統觀點的《楚辭》學習者吃驚而不甘接受的證 據，我們有必要深入了解班彪的為人和為文，旁及有關資料，以求確信之，因而在研究中用為繼續推論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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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班氏父子以及王逸們論《楚辭》所採用的“兩重”態度

《後漢書·班彪列傳》：“班彪以通儒上才，傾側危亂之間，行不踰方，言不失正，仕不急進，貞不違人，敷文華以緯國典，守賤薄而無悶容。彼將以世運未弘，非 所謂賤焉恥乎？何其守道恬淡之篤也！”班彪為人如此，他為文如何呢？ 《覽海賦》給了我們一個微言大義的例子，透露了他对《楚辭》的隱微態度。至於對《楚辭》直言表達的公開態度，在他的《悼騷賦》中有所見，可惜該賦只留存以 下數句（見《藝文類聚》卷五十八）：

夫華植之有零茂，故陰陽之度也。聖哲之有窮達，亦命之故也。
惟達人進止得時，行以遂伸。否則詘而坼蠖，體龍蛇以幽潛。

雖然僅僅數句，亦可看出，班彪表達了知天命而相時以動的處世觀，尤其是感嘆《離騷》的作者屈原進止不得其時。班彪這種看法與他《覽海賦》表達的對《楚辭》 的意見，既有區別，也有聯系。在這裡，他於屈原和《楚辭》，無論褒貶，都是直率的。不象《覽海賦》那樣寄大義於微言。一如班固、王逸等人的《楚辭》評論， 這是對《楚辭》表達的“一般態度”和“特殊態度”的聯系。這種兩重性態度，值得表而出之。

所謂一般態度，我們也稱為公開態度，就是象當時多數人一樣在官方承認以至於眾人能夠看到的文史材料前提之下研討《楚辭》，尤其研討《楚辭》文學價值，褒貶 其思想價值；這是由漢人發軔的傳統《楚辭》研究的兩個最基本的課題。對於《楚辭》思想價值乃至屈原本人的人格又有褒貶之分；其中“貶”的聲音，其實主要是 不贊成屈原徒然為壅君效命，則從漢代以來，頗為傳統所忌，而未得到深入研究。這種“貶“ 的評論在漢代其實代表一派的立場，我們至少可以在屬於賈誼、司馬遷、楊雄、乃至班固名下的著作中看到類似的觀點。無論這種“貶”今人看來正確與否，持其論 者總是對那個（好像不被懷疑的）屈原發表自己的看法。應該特別注意的是，“貶”的論點其實更緊密地聯系著“特殊態度”。所謂“特殊態度”，即隱秘的態度， 就是作者把自己對《楚辭》的事關真實的重要看法或重大發現以某種可以流傳的方式暗暗記下，對歷史真實披露隱秘的消息以俟後人，而特別關注《楚辭》的作者問 題。這種態度二千年來雖未絕響，而論者寥寥，尤為傳統所不容。對待《楚辭》的這種兩重性態度，是我們從以上漢代學者著作中總結出來、並且得到了証實的。班 彪採取的這種態度和決定這種態度的為人原則，乃至他以後的漢代學者們的表現，都有其深刻的時代和個人的原因。

以下我們先試從班氏父子的文章研究他們之間在思想上的繼承關係，進而尋求在班固著作中的這種“一般”和“特殊”之表現。我們可以從班氏父子為史和為文兩方 面看。《後漢書·班彪列傳》載其論司馬遷《史記》，儼然完全正統儒家的立場，曰：“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道遊俠，則賤 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至於他本人的為文之道，由《覽海賦》之以隱喻暗示真義，我們聯想到他在《北征賦》說的話：

夫子固窮，遊藝文兮。樂以忘憂，惟聖賢兮。達人從事，有儀則兮。
行止屈伸，與時息兮。君子履信，無不居兮。雖之蠻夷，何憂懼兮。

看來班彪在“固窮”中 “遊藝文”的“儀則”就是效法聖賢、堅守信念；“與時屈伸”、樂天豁達；行義“履信”，無適不可（即使“之蠻夷”也無憂無懼）。班彪這段話，顯然也和他論《楚辭》的基調一致，並且可以和班固《幽通賦》（見《文選》卷十四）中對乃父的表彰對比研究：

巨淊天而泯夏兮，考遘愍以行謠。終保己而遺則兮，
里上仁之所廬。懿前烈之純淑兮，窮與達其必濟。

班彪的“儀則”就是班固所言“遺則”。為表述這種遺則，班固說其父班彪在王莽篡權的前後漢之間，仍有詩賦行世，而且在亂世中終於保住自己的性命，因而給班 固留下明哲保身、為人處世的榜樣；他除要班固擇賢人居處外 ，還要依循父親懿德、效法前烈，無論是窮是達，“必濟”天下。在此我們必須指出，作為史家之“濟”天下的方式，無非是以載道之文寫下歷史的真實。同時我們 應特別注意班彪“行止屈伸，與時息兮。君子履信，無不居兮”四句，其實包含了一個史家為了傳真實于後代而不得不俯仰隨時之韜晦的姿態。倘若史家連性命都保 不住，什麼書都寫不成，則無論什麼真話都只能爛在腹中，他是只能“窮”而不能“濟”的。同樣，倘若寫成史書而不能“行止屈伸，與時息兮”，則因不合時宜、 得不到時君的認可，書中反映當時重要現實或政壇秘要的關鍵內容還是不能傳世，史家還是不能“濟”。班彪之寫《覽海賦》就是在“固窮”中“游藝文”的結晶， 即他在“與時屈伸”的同時，寫下歷史的隱秘真實以載道而求濟世的作品。他留給班固的這種遺訓遺則深刻影響了班固一生。班固對父志的繼承，貫穿在他的著作和 為人中，例証頗耐人尋味。

除《漢書·郊祀志》關於韓眾的記載外，《漢書·藝文志·方技》所載對“歧伯”的解釋也是班固為其父就《楚辭》說真話而作的一個精妙的默契（二者也可能本是班彪的手筆，但後者至少經過班固的編輯和定稿）。再看《幽通賦》最後的“亂曰”：

天造草昧，立性命兮。復心弘道，惟聖賢兮。渾元運物，流不處兮。
保身遺名，民之表兮。舍生取誼，以道用兮。憂傷夭物，忝莫痛兮。
皓爾太素，曷渝色兮。尚越其幾，淪神域兮。

班固的《幽通賦》據說是“夢見神人”而後作，其中微妙，值得專題研究，現在只看看他對全賦的這個總結。上面這段引文的意思是：人生天地間，生命是寶貴的； 只有聖賢才能以其偉大的精神恢宏大道。大道無所不在，是永遠運行而不會停滯的。能夠在亂世中保住性命而以自己有益群庶的功業留名後世，才是做人的榜樣。至 於舍生取義之舉，只是因道而用，并非“道”本身的實現。尤其因為自己堅守的道得不到實行時，為之悲傷乃至夭折，恐是一種屈辱，而大不必。人生本源的純潔自 然生命之質，自應貫徹始終，為什麼要因世俗溷濁而改變本性本色、輕生短見呢？ 如果達到對於生命和道的“保身遺名”的認識境界，才算庶幾于神道之幽微而入神明之域。

這裡尤其“保身遺名，民之表兮”以下，深刻周詳地解釋了他承自父親的保身立命而窮達必濟的原則。難怪《後漢書·班彪列傳》說班固寫《漢書》“若固之序事， 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猒，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譏遷，以為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敘殺身成仁 之為美。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這裡“能成名”，就是“保身遺名” 。而“不敘殺身成仁之為美，” 就是因為“舍生取誼，以道用兮”。至於班氏父子指責司馬遷之“輕仁義，賤守節”，而他們自己在這方面走得更遠，自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看來班固對乃父遺 訓，無論為人，還是為文，是心領神會、身體力行的。上引《後漢書》繼之曰“固傷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嗚呼！古人 所以致論於目睫也。”班固雖然最終未能逃脫殺身之禍，至少在寫《漢書》的始終，是接受了司馬遷寫《史記》的歷史教訓，依父道而行的。

有趣的是，班固的這種承自乃父的為史原則不但一般地表現在他寫的《漢書》中，而且突出也是發人深省地表現在他對屈原和《楚辭》的評論中。他的《離騷 序》（載洪興祖《楚辭補注·離騷》王逸後敘之後，為洪興祖所補入）認為所謂劉安《離騷傳》“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的議論“似過其真”；且謂“君子道窮，命 矣”，並舉前賢“全身避害，不受世患”的例子，歸結到 “《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的教訓；由此以下即劉勰《文心雕龍·辨騷》所概括的班固對屈原及其作品的評論：“露才揚己，忿懟沈江。羿澆二姚，與 左氏不和。崑崙懸圃，非經義所載。然而文辭麗雅，為辭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班固之見解也被王逸在《楚辭章句·離騷後敘》引述：（班固）“謂之 （屈原）露才揚己，競於群小之中，怨恨懷王，譏刺椒蘭。苟欲求進，強非其人。不見容納，忿恚自沈，是虧其高明，而損其清潔者也。” 相比于更被接受的劉安、王逸等的評論，班固的觀點已經很值得琢磨。當然，班固在此，雖然對屈原有點微辭，卻仍象在《離騷贊序》（載王逸《楚辭章句·離騷· 後敘》之後）中一樣，是在對“楚人相教傳”的屈原其人其事都認可的前提下發表議論的。這是我們所謂的班固評論《楚辭》的一般態度、公開態度。

另一方面，作為一個典型的“特殊態度”的例證，班固在《漢書·地理志下》這記載經濟地理而于文學則非其處之處，寫下這樣一段話：

壽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鮑、木之輸，亦一都會也。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
《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後有宋玉、唐勒之屬慕而述之，皆以顯名。漢興，高祖王兄濞于吳，招致天下之娛游子弟，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興于文、景之際。而淮南王安亦都壽春，招賓客著書。而吳有嚴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文辭并發，故世傳《楚辭》。其失巧而寡信。

其中關於《楚辭》的話所含消息，本來已經很值得琢磨；又被洪興祖去掉頭尾置于《楚辭補注》的“楚辭目錄”四字下。這段話開始所介紹的壽春，乃楚之舊都，也 是漢代淮南王劉安所都之地。最後一句說《楚辭》“其失巧而寡信，”尤其引人注目。這段話的內容，簡言之，班固似表明了：“世傳《楚辭》”的原因有五個：首 先是屈原自傷悼之賦；其次是宋玉唐勒等“慕而述之”的賦，再次是吳王濞招致天下娛游子弟興于文景之際（而寫的賦？）；四是淮南王劉安都壽春招賓客著書（亦 有賦或有說？）；最後，再加上嚴助、朱買臣等貴顯漢朝（有何賦何說？）。其中第三、第四、第五個原因，畢竟和“世傳《楚辭》”有什麼關係，歷來沒有得到充 分研究而頗值得探討。最其後的結語，“其失巧而寡信”應該怎樣理解呢？ 從此話本身推論，則《楚辭》之“巧”竟然成了缺點，意思應該是無論《楚辭》（或許包含有關《楚辭》的記載？）怎樣精妙而富於文學性，它所涉及的“情事”是 “寡信”的；我們認為《楚辭》中的神仙鬼怪之事本來就無“信”可言；故所謂“寡信“者，應該指它所“教傳”的主要人物之歷史真實性的大可懷疑。考慮“寡 信”之“寡”字，則其可信者若非沒有，也是很少的了。如此，倘若我們相信班固之言（我們有什麼理由不嚴肅考慮他的意見呢？）則我們不得不將懷疑的思考集中 到《楚辭》所傳的主要人物屈原身上。反過來假設，如果《楚辭》所傳的屈原這個人物及其生平是真實可靠的，則班固何必說《楚辭》“寡信”呢？ 如果我們因此懷疑屈原，對於以上“世傳《楚辭》”的五個來源之何所取舍，是需要重新考慮的。班固在此可謂話中有話，他是不是欲在似乎含糊的記敘中暗挾真實 呢？ 從班固之言猜測，從屈原到宋玉唐勒，從吳王濞門下的娛游子弟到劉安及其門客，乃至朱買臣和嚴助，和“世傳《楚辭》”都頗有關係；而在相關的歷史記錄中，恐 必有種種微言或者偽說。故對《楚辭》中作者身世生平的虛實，作品的真偽，恐怕要看穿其“巧”，才能發現其“寡信”，這就不是一般的懷疑可解決問題的，乃需 要尋找和破解關鍵線索，才能找到打開迷宮的鎖鑰。看來，“巧而寡信”之“巧”，也是我們發現和解決問題的一個極大困難。人們在讀《楚辭》時往往完全陷於有 關文字的機括中，被其中雲譎波詭所迷惑，而不辨其偽。不管怎麼說，班固的《楚辭》“其失巧而寡信” 之言，雖然簡短而籠統，卻毫不含糊地發表了他對《楚辭》的懷疑意見。此言其實和班彪的《覽海賦》中之語相通，誘使讀者不得不從整體上重新考慮，傳統認可的 《楚辭》作者及其作品未必完全可信。班固此言，作為正史明文，竟未見有人論及。是不是論者因為不值得辯駁而不置一詞呢？ 這個例子就可見我們所謂的班固的“特殊”態度了。

班固的這種“特殊”態度，從下面《漢書·楊雄傳》之語看也非常值得推敲：

先是時，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為式。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能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為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

這裡楊雄對司馬相如的評價，乃至班固記載的楊雄對屈原沈江的評價，我們且不論。這裡最有意思的是楊雄（班固錄楊雄《法言·自序》）“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 不能容”這句話。這句話說：楊雄又覺得奇怪的是，屈原文章勝過司馬相如，竟至於不能被容於君王。反過來說，楊雄所怪者，司馬相如文章不如屈原，居然還能取 容於當時。讀來讀去，總覺得要麼就是文氣不暢，要麼就是其中有骨骾在。以我之孤陋寡聞，認為中國歷代史家乃至一般人，習慣於先把某人與他的古人或同時代人 比較，而後對此人作判斷；其相反的例子在此是僅見。我們不妨依照上面的句式編造几個句子來說明：“李白文過相如，至不能容于朝”──這個句子比李白於前代 文人司馬相如而後作斷語，意思通順。再如：“李白才過吳均，至不能學道”──因為吳均是李白同時代人，此話中的比較也合乎習慣。但是如果我們說，“相如文 過李白，至不能容”，即使是唐以後史家縱論古人，恐無人會如此著筆。一言以蔽之，班固此話隱含的意思，似乎是將他所謂的屈原當作和司馬相如同時代的人。那 麼漢人當中有沒有“文過相如”的人呢？ 細讀漢史，恐怕是有一個人的。當然，無心而讀之，此言可以不經意地帶過；有心而讀之，畢竟能說明什麼問題，尚須看各種旁証是否堅實。

重覆地說，班固在別的場合雖持有異議，卻多是從正面鄭重其事地論《楚辭》或者屈原的。他的《奏記東平王蒼》（見《漢書》本傳）也說過：“昔卞和獻寶以離斷 趾，靈均納忠終於沈身。和氏之璧，千載垂光；屈子之篇，萬世歸善“的話，可見他也會在一般場合下，隨俗高唱，尤對《楚辭》之文持有高度評價。通覽班固的 《楚辭》評說，包括《離騷序》、《離騷贊序》等，儼然漢代一大《楚辭》學者，而隨大流對《楚辭》、屈原評論、褒貶，似乎不見懷疑的痕跡。但是《漢書·地理 志》的記載則暗渡陳倉，如乃父一樣留下了對《楚辭》整體令人驚異的否定意見。看來，班固和班彪一樣，對《楚辭》的態度是，明處與時俯仰，暗處固持己見；明 肯定，暗否定；明說眾人都說的假話，暗說自己不得不說的真話。而他這樣做的原因，也象班彪一樣，不是為了否定《楚辭》的文學價值，而是要避開當時政治壓 力，向後世暗示消息，因而使後世終能探求《楚辭》的真正歷史面目，也就是說，班固透露給我們的懷疑訊息，主要是指向《楚辭》作者的。

班氏父子評論《楚辭》的這種兩重性原則，難道不值得深思嗎？

班彪對《楚辭》公開說真話的希望看來終生并沒有實現，唯其如此，他提出這個希望的《覽海賦》，作為極其罕見的漢人原始材料，才具有越發寶貴的資料價值。從 王逸之注《遠游》及《七諫》看，既然他一定知道秦韓眾而偏偏不著一言，這種注釋姿態其實和班彪之用隱喻暗示真實相通，也與班固明隨時尚而暗持己見的論《楚 辭》態度相通。從王逸對《楚辭》某些問題之諱莫如深看，《楚辭》與漢代政治歷史的關係還不淺呢。我們說王逸的注解中有“破綻”，是說在他不得不以官方口吻 注解《楚辭》，並且終於得到官方認可的同時，仍然留有通向另一種結論的暗示。就象班彪、班固父子一樣，王逸注解《楚辭》也有“一般”和“特殊”的兩重性， 前文引證他《楚辭章句》中注釋的例子，或佯作不知，或謬作贊語，風格之奇，不下二班，已經可見一斑。

就在經王逸之手的《遠游》章句注釋中我們再舉數例以觀之。一是《遠游·敘》：“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於世。上為讒佞所譖毀，下為俗人所困極（極當作 殛）。”屈原“上為讒佞所譖毀”，是毫無疑問的。但是“下為俗人所困極”，指的是什麼呢？ 以屈原之人格，除被上面的、朝廷中的奸佞所中傷，迷惑了君王的視聽，難道也受位在下的“俗人”之“困極”嗎？ 在“下”的“俗人”指何人？ 屈原竟然是如此上下交困，令人不解。如果因而強調說，這是屈原光榮的孤立，偉大的“獨醒”，憤世嫉俗而被位在其上的人所冷遇，被位在其下的人所拋棄，這就 不自覺地反證了屈原完全自外于他的社會，不僅為“朝”所不容，亦為“野”所不容，因而整個屈原的光輝形象幾乎坍塌下來。屈原之上下受制，在此其實更象是漢 代的一個藩王的身份。無論如何，王逸此言，倒是完全不見於官方認可的正史的。又“微霜降而下淪兮，悼芳草之先零。”王逸注上句曰：“淪者，諭上用法之刻深 也”；注下句曰：“不誅奸邪害仁賢也。”“微霜降而下淪兮”本來易懂，王逸以後歷來注家解“淪”，都認為是沉落的意思，殆無二致；王逸偏偏用這樣一句來注 解。“淪”字在此，實在難以比喻得如此落實；現在王逸深求其解，說是“諭上”之“刻深”，雖然不是文內之義，看似無中生有，其實卻是微露天機。屈原在他的 時代稱楚懷王為“上”麼？ 未之聞也。倒是秦漢以後才正式稱皇帝為“上”，司馬遷的《史記》里就有《今上本紀》，指漢武帝。況且，說到“上”用法之“刻深”，除秦始皇外，歸到漢武帝 頭上恐怕正適合。漢武帝朝多少文臣、武將、宗室、藩王，皆因武帝用法“刻深”而喪生。而《史記·屈原列傳》（問題很大）也只稱楚懷王為“王”，且毫無跡象 說明楚懷王或楚頃襄王是用法“刻深”的人物。我們回頭看看王逸“敘”中對屈原與《遠游》關係的有聲有色的肯定，發現王逸真是玩弄用文字捉迷藏的高手。再強 調說一遍，王逸之《楚辭章句》中類似的怪解，不能以王對某句、某人名、某辭條學問上的淺薄無知來解釋，王逸不少出人意表的注釋，或有超出常識之荒謬，或有 離題萬里之空疏，都是他有意為之而話中有話的。其實，只要我們從根本上理解了漢代《楚辭》研究家所面對的政治形勢，應該對此等“露真”之處特別注意才是。 班彪可以在其賦中變換修辭手法保護其真，班固可以在其史中安排隱蔽角落儲藏其真，王逸在其章句中也只好隨文而賦形，是在文字深淺詳略正變的孔隙裡潛伏其真 的。

王逸的《楚辭章句》所選各篇的文字、注解、或者解題之中，經常有一些或明或暗或曲或直或荒謬不通或勉強回護，然而畢竟透露消息之處，仔細分析之後都隱然有骨梗在，確實需要專文討論。這里再舉一些明顯的例子。
卷十三東方朔名下的《七諫》，其第一篇《初放》開篇便大放厥詞：“平生于國兮，長于原野。言語訥澀兮，又無強輔。淺智褊能兮，聞見又寡。數言便事兮，見怨門下。王不察其長利兮，卒見棄乎原野。” 原文和王逸注都颇令人生疑二不得不思考別的解釋。
依王逸， “平（屈原之名）生于國兮，” 下注云：“平，屈原名也。” “長于原（屈原之字）野” 下注云：“高平曰原，炯外曰野。言屈原少生于楚國，與君同朝長大，远見棄于山野，伤有始而无终也”。按：屈原既然名平字原，此開篇第一句，上下又直接提到 平原二字，当无上句涉其名而下句不涉其字之理。按照传统的解释，上句及王逸之注上句，似乎皆通顺而没有问题。下句文字就奇怪了，王逸的注释更令人如堕五里 雾中。首先，王逸似乎要注明“原” 字與屈原的关联，这从 “高平曰原” 可见一斑，参照王逸对《离骚》之“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的注释，可以知道“高平曰原” 四字正是王逸解释屈原的“原”字用的话。但王逸似乎知道直接解 “長于原野”之“原”为屈原字不通。所以他把下句解為“與君同朝長大，远見棄于山野，伤有始而无终也” 。但是這種解釋和原文簡直不相干。除“與君同朝長大” 可能透露另外一種消息，需要进一步研究，其馀二句，则似應是解釋 “卒見棄乎原野”，而不是解釋 “長于原野”的话。王逸何故避开“長于原野” 而直接跳到後文的的解释？不管怎样说，上引《初放》数句， 尤其開頭兩句，無論從東方朔原句看， 還是從王逸注釋看，读来简直有对屈原名字開玩笑意味， 這種玩笑， 似乎是蔑視屈原存在的玩笑。
“言語訥澀兮” 云云所言之事亦與屈原 “明于治亂，嫻于辭令”的正統說法大相逕庭。如果是滑稽之雄東方朔在搞鬼，王逸卻是默許乃至借用之的；又屈原者作为臣子而非藩王，需要什麽“强辅”？其中 “ 言語訥澀兮，又無強輔。淺智褊能兮，聞見又寡。數言便事兮，見怨門下” 二句，王逸之注曲為之說曰：“屈原多才有智，博聞遠見。而言淺狹者是其謙也。” 我們要說，作者即使假屈原之口代為立言，安有代屈原胡乱自謙之理？古今中外有此等怪體乎？
再如卷十四嚴忌名下的《哀時命》“與赤松而結友兮，比王喬而為耦”，王逸注：“言己執守清潔遂與二子為黨也”──誠然，《列仙傳》說赤松子是“神農時雨 師”，而《史記·留侯傳》卻記張良功成身退“從赤松子游”，好象漢初的赤松子之不過假托古代的赤松子之名而已；但是“神農時”有沒有“雨師”卻是大可懷疑 的；我們據此寧可認為赤松子這位神仙的凡人原型的真實歷史年代是秦末漢初，而不得不排除那所謂“神農”時的明顯的胡說，從而懷疑嚴忌筆下第一人稱的屈原的 年代。又如卷十六劉向名下的《九嘆》之《哀思》篇說 “孽臣之號啕兮，本朝蕪而不治”，令人懷疑屈原本人會不會說 “本朝” 的字眼。再如《愍命》篇自始至終分明都是以屈原口氣第一人稱寫的，而竟然能說出“韓信蒙于介胄兮，行夫將而攻城”之句，也似乎無意其實是有意透露了所謂屈 原的漢人身份。

由此看來，在漢代，對《楚辭》的注解不但是個學術問題，而且是個敏感的政治問題。既然是政治問題，有些作品發表的方式和時間都是受限制的。我們認為，班彪 為賦閃爍其詞，班固為史隱約其事，王逸為注曖昧其義，都反映了這種限制。我們必須逐步揭開這種限制的歷史內容。對《楚辭》不能全說真話，恐是漢代知情文人 的悲哀。有漢一代，《楚辭》的評價乃至面貌經過几百年的研究和爭論，一直到王朝行將滅亡的東漢後期始由王逸而成書，這個事實本身也是值得思考的。王逸《楚 辭章句》的問世，標誌漢代學者在皇朝“福蔭”下，經過多代的努力終於達成的一個真偽雜揉的總集，一個真理和謊言的妥協。當然，它畢竟還是曲折反映了歷史和 文學史的真實的。問題的關鍵在於，我們能否解釋這一系列疑問而揭開歷史的塵封。

以上，我們由考明《覽海賦》“命韓眾與歧伯，講神篇而校靈章”的含義，揭露了班彪以神仙謬攸之言，暗示讀者去追求歷史真實的作賦之旨，并推斷班固、王逸等 漢代不少有關學者類似的苦衷。這種苦衷，迫使他們在“講”《楚辭》之“神篇靈章”時都不得不持“兩重”的態度，即在多數情況下，聊且附合眾人之調，而深藏 本心之音，而其本意則如雲龍霧豹，只是偶爾才露一鱗半爪。我們并不能因為表露“特殊”態度少見而表露“一般”態度則多見，就忽視“特殊”聲音的真實價值。 須知，這尚未被眾人的高唱完全埋沒的似乎微弱的吶喊正是歷史的真實所在。尋找這樣的不被眾人所知不被史家明記的真實，當然極大增加了研究的難度。不管怎麼 說，我們已經發現了一些東西，可在此基礎上對整部《楚辭》重新觀照反思，繼續發現問題。當然，我們不能期望在一組獻藝的文章中，就能解決很多問題。能夠把 一個重要問題合乎邏輯地提出而使楚辭研究者嚴肅地面對它，是筆者最大的希望。但是作為韓終、王逸等疑問的邏輯的歸結，我們必須嘗試揭示，漢代的《楚辭》研 究畢竟面臨什麼樣的政治問題，居然使得班固王逸等楚辭專家知而不言或言而不盡？ 其政治忌諱來自何時何事？作為一個切入點：畢竟有關於何人？


五 從微觀例證看漢代《楚辭》學者政治忌諱之所指

首先，我們回頭再看前引班彪《覽海賦》、班固《漢書·地理志下》以及王逸的《楚辭章句》有關段落，居然都毫無例外地找到線索，可據以推測，班彪班固王逸有 時涉及《楚辭》及屈原時，往往在隱約暗指另一個人，此人乃淮南王劉安，致使劉安與屈原，竟然屢屢糾纏不清。

從《覽海賦》中可見，班彪“命韓眾與歧伯，講神篇而校靈章”的夢想是當他自謂“余有事於淮浦”時引發的。“講校”“神篇靈章”，即講校《楚辭》，理應與屈 原有關，而何必提“淮浦”呢？ 從賦意推求之，以“淮浦”句作為對淮南王劉安的不露聲色的暗示，正好符合班彪《覽海賦》的韜晦藏真的風格，可見原賦行文竟無虛筆，指事自無明筆的。而所謂 “神篇靈章”的作者，如果我們考慮劉安神仙家的身份，尤其是劉安在漢代已經被傳說成仙的事實（見王充《論衡》等），指為劉安至少是比指為屈原更貼切的，班 彪之意正是如此。從問題的另一面來看，歷來注家在解釋《楚辭》的昇天乘雲、縱橫八極時，皆歸之於屈原的橫空出世的天才和超絕古今的文思，我們也可以反問： 一個心懷楚國、神系君王，完全陷於政治旋渦的是非利弊而不能自拔的“楚賢臣屈原”，如此喋喋不休、津津樂道於神仙出世，不是有點蹊蹺麼？ 須知，即使把《楚辭》中大量神仙出世的描寫當成作者懷忠被讒以抒其憤的比喻象徵手段，仍有可疑之處。存在決定意識，作家即使在用比喻時也往往難免不自覺地 暴露自己的身份，所謂三句話不離本行；傳統所描畫的忠君愛國的屈大夫，仙情道心何其重也？飛天揚厲何其神也？

班固偏偏在《地理志》中敘及壽春時大談“世傳《楚辭》”的原因，好像壽春和《楚辭》有什麼非常的關聯。壽春固是楚之舊都，根據《史記·楚世家》，楚國是在 楚頃襄王二十一年“東北保於陳城”（《漢書·地理志下》亦言：“頃襄王東徙於陳”）；又於考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二百二十三年），自陳“東徙都壽春，命曰 郢”。考烈王徙都壽春時，史傳屈原其人早已經去世。故壽春其地如果和《楚辭》有什麼關聯，與其因為它是“楚之舊都”，毋寧說因為“淮南王都壽春”。江陵 （郢）乃是屈原眷眷懷念的舊都，而長沙有“屈原所自沈淵”，班固大談“世傳《楚辭》”這一段話理應置於《地理志》關於江陵（“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 東有雲夢之饒，亦一都會也”）或長沙（《地理志》無特別文字附後）的說明之中，才算合情合理。現在班固把關於《楚辭》的說明，不置于同屈原有關的地名之 下，卻置于劉安所都的壽春，照常理推論，應是過份強調了劉安對於《楚辭》的重要性；而從他下文接著提出的對《楚辭》重大懷疑看來，他顯然是有意誘導讀者考 慮劉安和《楚辭》的關聯，甚至劉安和屈原的關聯。其中語言之欲藏欲露，是令人不能不犯疑的。如果說，王逸置關於《楚辭》的說明於壽春之後，僅僅因為壽春乃 楚國最後所都，那麼他何必不得要領地講一大堆關於“世傳楚辭”的原因而特別強調劉安呢？須知，漢代近承戰國之後，許多藩王如趙王、燕王、齊王等，仍然因襲 戰國舊名，《漢書》（卷八十）也有《楚孝王劉囂傳》、劉囂的兒子竟然也稱楚懷王，枚乘的《七發》便以“楚太子有疾”開頭。我們當然不是說楚孝王的兒子就是 屈原所事，但是從漢人當時“去古未遠”的習慣推論，封於楚國舊地的諸侯王國，尤其劉安所封淮南王國，不是也可以被認為是一種楚國，因而將錯就錯麼？果真如 此──當然我們只是假設──《楚辭》的“楚”字照字面看，至少按照班固所昭示的“世傳楚辭”的五個原因中後三個（高祖王兄、淮南王、嚴助朱買臣）來推論， 是不能排除也含有漢代的成份的。

至於王逸有關評論，前引《遠游·敘》“（上為讒佞所譖毀），下為俗人所困極”以及“微霜降而下淪兮” 等句之注解，表面上說屈原，實則頗令人感到好像是在議論一個漢代的藩王（就是劉安，筆者有專文證明《遠游》乃劉安作），但是沒有明言。前文引用东方朔 “言語訥澀兮，又無強輔”时，我曾经指出，屈原者作为臣子而非藩王，需要什麽“强辅”？《離騷·敘》則明言 “至於孝武帝，恢廓道訓，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則大義燦然。後世雄俊莫不瞻慕，舒肆妙慮，纘述其詞。” 在這裡，王逸不遺餘力讚揚了劉安對於《楚辭》的崇高貢獻，不但強調了劉安解釋《離騷》，彰明《離騷》之“大義”的功績，而且說明劉安的作法對“後世雄俊” 的巨大影響，以至於“莫不瞻慕，舒肆妙慮，纘述其詞”。尤其後面這種高度的讚揚，竟然和該文之末 “自終沒以來，名儒博達之士，著造詞賦，莫不擬則其儀表，祖式其模範，取其要妙，竊其華藻” 讚揚屈原之語口吻相似。這就簡直令人懷疑劉安其人和屈原的相侔甚至相混的關係了。

又王逸《楚辭章句》卷十二淮南小山《招隱士·敘》曰：

《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昔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懷天下俊偉之士。自八公之徒，咸慕其德而歸其仁。各竭才智，著作篇章。分造辭賦，以類相從。故或 稱小山，或稱大山。其義猶《詩》有《小雅》、《大雅》也。小山之徒，閔傷屈原，又怪其文昇天乘雲，役使百神，似若仙者。雖身沈沒，名德顯聞，與隱處山澤無 異。故作《招隱
士》之賦，以章其志也。

此可當作一段奇文讀之。而历来无人完全解通其文意。且不必說許多舊籍、學者都認為《招隱士》是淮南小山為劉安招魂之作、甚或是劉安之作。王逸之敘開頭指出 《招隱士》的作者是淮南小山之後，乃用大半的篇幅解釋何之謂淮南小山，強調了淮南王劉安因博雅好古，擁有自淮南八公至小山大山這些慕德歸仁而竭忠盡智的門 客。王逸之敘，實際上把文章的重心置于劉安，等於在引導讀者思考劉安與《楚辭》的關聯。看來劉安的門客不但分工寫《淮南子》，而且有專門寫辭賦的。據王逸 說，辭賦（或者辭賦作者？）分類，而稱為小山、大山，居然恰如《詩經》中有《小雅》、《大雅》一樣。這已經甚為奇絕。至今鮮見能解大山小山之義的論者，我 們也只好隨着王逸這么叫下去。然而細析文義，王逸已悄悄地把劉安及其門徒之作推向與五經之一《詩經》比高的地位，這種類比被後世完全認同而詩騷並稱。王逸 隱然推崇淮南小山，是否暗射他們和《楚辭》的密切關系呢？ 又“小山之徒”雖“閔傷屈原”，卻 “又怪” 屈原之文“ 昇天乘雲，役使百神，似若仙者”；可見這裡王逸謂淮南小山所“怪”者，世傳所謂屈原之文，似乎不應如此，大概他們認為只有劉安及八公之徒才能如此“似若仙 者”？ 王逸似乎在啟發讀者“似若仙者”之文應屬淮南王及其門客。他是不是在曲折地暗示“小山之徒”“閔傷”的“屈原”就是劉安或者劉安的某種代言人呢？ 分析王逸晦澀的文義，我們是可以這樣猜測的。劉安乃漢初以來最大的神仙家，他同時又是極有才能的文學家（辭賦家）、思想家，以彼之才，未必寫不出“金相玉 質，百世無匹”的文章來，而“昇天乘雲，似若仙者”。當然，在有關歷史被篡改得面目全非的情況下，我們對這個問題很難期望一般意義上的嚴格史料證明。但是 如王逸此處之文一樣的例子，積腋成裘，不是也能透露問題的性質而引导我们怀疑嗎？

下文接著說屈原“雖身沈沒，名德顯聞，與隱處山澤無異”，亦在文理上不盡通而令人惶惑。屈原因憂國至於沈江而死，乃名德顯聞，這“與隱處山澤” 果然 “無異” 嗎？ 漢時的隱士，或以隱求仕，自高身價；或優游卒歲，不問國事，因而名德不彰；當時象晉代陶淵明那樣的與當道者不合作而甘心陷於貧困的隱者有几個？ 況屈原也完全不似陶淵明。王逸以屈原比隱士，無論是真隱還是假隱、大隱還是中隱，都十分彆扭。屈原 “身沈沒” 而 “名德顯聞”了，與那些 “隱處山澤” 而顯名的隱者大異其趣，哪能說“與隱處山澤無異”？ 稱屈原如此， 和王逸本人謂屈原“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之言完全矛盾，而令人難以接受。但从怀疑的角度推想, 若細品味“身沈沒”、“名德顯聞”與“隱處山澤”的各種可能含義，這几句話其實可另有一解：《楚辭》作者本人死，他作為《楚辭》作者的事實和姓名不為人 知、湮沒無聞，是為“身沈沒”；依靠“屈原”之名號（非作者本名），而傳美譽令德於天下，是為“名德顯聞”；如此，《楚辭》作者就好像理想的隱士一樣沈其 真身，不过顯其假名，是為有似於 “與隱處山澤無異”。這個解釋至少可以說得通, 而勝于把不通的文字置之不理。當然我們只是在懷疑的思路上進行推論， 尚無以完全証明。
其實從題目而言，全文與習稱的隱逸之士無關。本人認為王逸以此題目隱然涉及的“隱士” 隱士，并非一般意义的隐士，乃是一個其姓被從楚辭作者群中 “隱” 去，而其名被同樣埋掉之 “士“；這個呼之欲出的隱士，從此篇之序的可疑語氣推論，如果我們懷疑的話，便只能懷疑是劉安 。王逸若非有言外之意，是不至於寫出這種似通不通的文章的。要看這種不通，我們可回看此序言中小山之徒“故作《招隱士》之賦以章屈原之志”的三個原因 ──（1）閔傷屈原；（2）又怪其文昇天乘雲，役使百神，似若仙者；（3）雖身沈沒，名德顯聞，與隱處山澤無異──便可明白，除第一個原因可成立而容有別 解外，第二第三條就常理而論是不通的，甚而至于在語法邏輯上都不通。而通讀《招隱士》全文，我們實在看不出它是如何章那个傳統認可的屈原之志的；說它隱晦 地道出了劉安處境的倒是頗有人在 。《招隱士》之題目，分明在呼喚一个有名而无名之人；引诱讀者在文學和歷史的迷宮中，尋求一位為中國文化的光輝作出了巨大貢獻，卻又為中國文化的陰影所掩 蔽的人物。
要解釋漢人這種自成一類的、明說屈原而暗挾劉安的奇文，我們只好懷疑劉安與《楚辭》的關係，甚至劉安與屈原的關係。從下文我們將看到，頗多的史料根據，雖 然不能據以證定劉安是《楚辭》作者，至少可用以加強這種懷疑的：屈原乃是劉安的一種“相”，或者一種“表現”──這種被認為是“屈原否定論” 而被一些 學者不認同的學術觀點，并非空穴來風。至少，我们需要正面证明其谬误。

六 淮南王劉安與《楚辭》複雜的糾葛：著作權上有極大的嫌疑

以上僅就班彪班固王逸有關《楚辭》的評說，而從局部、微觀發現蛛絲馬跡，引出劉安與《楚辭》的可疑關係，乃至屈原本身的可疑歷史身份。從文史資料的全面而 宏觀的角度看，劉安確是漢人中與《楚辭》乃至屈原關係最密切而糾葛最深者。在這方面，大有文章可作；而問題牽涉越來越寬，也越來越難了。本文則僅就對劉安 的懷疑，從以下几個大方面簡單論列他和《楚辭》乃至屈原難分難解的複雜糾葛（其大部份內容很多學者都從不同側面有過論述，本文只是從邏輯上把它們統系起來 略加引申）。對其中互相牽連的重要問題，我們也將另立專題詳細地一一論析。

（1）今存最早的（？）屈原傳記材料，即《史記·屈原列傳》，大致是由劉安名下的《離騷傳》一些評論、劉向《新序·節士篇》類似材料、張儀相秦前後的《楚 世家》歷史片段以及幾篇《楚辭》作品拚合起來，其記事過於簡嗇，幾乎處處可疑，而議論過於冗費，喧賓奪主。令人不但懷疑該文不是史遷手筆，而且懷疑關於屈 原的記載只是一種出於政治需要的歷史嵌入，并思考屈原和劉安的關係。我們有以下重大疑點：

其一，所謂屈原者，乃是《史記》為之具傳的唯一不見於先秦載籍的先秦人物。

從《史記》卷六十一《伯夷列傳》到卷八十四《屈原賈生列傳》，及卷八十六《刺客列傳》、卷一百五《扁鵲倉公列傳》，共二十六卷先秦人物列傳中，其中全部傳 主，除屈原及夾帶寫的淳于意、賈誼、鄒陽几個漢人外，全部可見於先秦載籍。對比考慮《屈原列傳》中“屈原既死之後，…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的 話，屈原以如此一個身繫楚國存亡的重要人物，竟不見載於任何先秦載籍，而且又是唯一的例外。這就不能不令人起疑。《史記》所載全部先秦人物中唯有屈原一個 人不見於任何先秦記載，邏輯地向任何嚴肅的研究者提出：歷史上提到的屈原之有無是有問題的，或者至少令人懷疑：屈原即使實有其人, 也非先秦人物，而是漢人。如果屈原是先秦人物，我們總應該找到先秦的坚实證據。這個問題一日不徹底解決，所謂“屈原否定論”就至少有根據與傳統的屈原論 從理論上相抗衡。這也是傳統的屈原論無法推諉必須解決的問題。

其二，連其存在都可疑的先秦屈原而與漢人賈生異代合傳，此罕見變例本身亦誘人深求。

《史記》凡“異代合傳”者數例，或因以類相從（如卷八十六《刺客列傳》寫刺客們、卷一百五《扁鵲倉公列傳》寫名醫們），便於說明；但魯仲連與鄒陽，屈原與 賈生，是僅見的例外，究竟何故而各歸一類，是原因曖昧而頗費擺佈的 。 有乖全書之體例。致此之原因，當與《史記》之被改削的事實有關。故《屈原賈生列傳》真正的作者是誰也可疑，是司馬遷的可能性最小。細讀《賈生傳》，發現它 與《屈原傳》一樣悖謬，諸如賈生的行實和作品，也隱含不少加深、證實我們懷疑的線索。以下是有關要點。

《屈原賈生列傳》这个總題目就有問題。蓋“屈原者名平”而“賈生名誼”，則前者名平字原，後者似是名誼字生才是。但是“生”字當然不是賈誼的字，而是對他 的一種稱謂。秦始皇的博士們如盧生侯生可以稱為“生”，漢代儒家諸生也可以稱為“生”，賈誼為文帝的博士，故稱之為“賈生”；這種稱謂，看似尊稱賈的官 位。這里對屈稱字（原）而對賈稱其官名（生），即使不經意，其中卻有稱謂不當而令人繼續研求的地方。如果都是尊稱官名，也許稱“屈大夫賈傅”更為合理；如 果要示一視同仁，則名之曰“屈原賈誼列傳”（賈誼似乎無字或者有字而不傳）才無可挑剔；即使作“屈子賈生列傳”也比“屈原賈生列傳”的名目合理──這是因 為，照《史記》本傳作者之見推之，屈原比賈誼在歷史上和文學史上應更受尊敬。這里隱含出人意表的問題和發現，筆者有專文詳論，其簡略內容見下。

其實，連所謂“屈原“者到底是不是姓屈而與楚同姓也在可疑之列。《史記·屈原列傳》云：“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王逸《離騷·序》亦云“屈原與楚同 姓”。洪興祖補注則發揮王逸說，引後代的資料《元和姓纂》云：“屈，楚公族羋姓之後。楚武王子瑕食采於屈，因氏焉。屈重屈蕩屈建屈平並其後。” 但是《淮南子·道應訓》則記云：“屈商乃拘文王於羑里。” 高誘注：“屈商，紂臣也。”《淮南子》的記載至少不遲於《史記》， 故其史料價值決不在《史記》所記之下。屈姓是否源出楚國公族，恐不能全聽信王逸說，因為淵源更古的與屈商同宗的屈姓早已存在。考慮《史記·屈原列傳》帶有 許多作偽藏假的痕跡，说它所記載屈氏之緣起，和強調 “屈原與楚同姓” 這個論斷有關，应不为過，是為了其後敘述屈原見楚國之亡、義不可去、乃沈江自殺的情節作鋪墊而已。即使兩存其說，王說也應該受到一半懷疑，而不應該無條件 接受。至少，我们在立論完全否定淮南子之屈姓記載的歷史可靠性之前, 對《史記》本傳王逸的解釋不能無條件完全接受。

豈止如此，連“屈原” 之名原、字平，特別是其名、字的對應，及其解釋，都包含着歷史嵌入的痕跡。簡言之，中國人之有名有字，以字表名，起于儒家，但是它發展成一種被整個社會所 接受并且采用的風習，卻是漢武帝時代的事。此事乃研究春秋戰國秦漢人名可以考定而得的事實（詳見拙文《論名字緣起》）。《離騷》“名余為正則兮，字余曰靈 均” 這種句子，所包含的成熟的名、字概念當然是漢代的產物。

既然屈原其人在先秦時代并沒有史料證明的存在，而这姓、名、字本身又昭示漢代的特殊時代性質，甚至特別的意義，我们不妨可以這樣推測，他的姓名在《史記》 中的出現，是政治的人為；屈原的名字，乃近乎文學的杜撰。屈原，從含義上可以解為“屈（之）原”，或者反過來說，“原屈”。《史記》“屈原賈生” 之合傳的作者，在當時特殊歷史條件下，寫了表面上的假話，也保留了對真實的暗示。因 “賈” 與 “假” 的諧音雙關，而以“賈” 代 “假”，暗寓 “屈原假生” 之意。如此，屈原這個子虛烏有的人物，就被人格化、歷史化、真實化了，而賦有了生命，假托於賈誼而得其生機，生氣和生趣，而傳於歷史。屈原借賈而生，其實 乃是“假生”；這和屈原之被當作一種歷史的嵌入置于先秦，是完全一致的。這就是當時政治壓力下的扭曲變形的真實。如果我們考慮至漢武帝時積累的歷朝冤案， 尤其是劉安的冤案，多少被壓抑的聲音，當然包括表達這些聲音的精妙的文章，總要找一個渠道發洩或者發表出來；史臣於此，既不能公然觸王朝之大忌，又不忍見 金玉珠璣沉埋，故爾託幽微以發湮沉，令屈原“假生”於與“賈生”之合傳。這應該就是《屈原傳》的由來，屈原的漢代的存在竟然如此奇特地改變了楚國的歷史。 屈賈合傳，也是這樣從一個側面表現了《楚辭》“巧而寡信”之“巧”。詳見拙文《屈原名字透視》。

對于這個極其復雜的問題，我們在此不能詳證，而只再補充一個例證來充實之。例證本身的說明文字又要說明；許多前代學者的注解已經歧義紛出，我們為省篇幅只 好從簡。王逸《楚辭章句·離騷·後敘》云：“今若屈原，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 也。”這裡王逸的盛贊屈原，仍然話中有話。說屈原忠貞高潔、不顧個人安危， 正大光明、倖直奉公，這都是古老的話頭。關鍵一語，“言若丹青”的“丹青”怎麼講？王逸之語，淵自楊雄，故錄楊雄之語如下。《法言·吾子》：“或問屈原智 乎？ 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如其智，如其智！” 翻成現代漢語大致是：“有人問楊雄，屈原明智嗎？ （楊雄的）回答是：‘屈原有象玉一樣瑩潔的至性，乃至於能夠改變丹青。這便象他的明智！這便象他的明智！”“丹青”一詞，一解是指丹砂、青雘兩種製顏料的 礦石，因而指繪畫的顏料；二解是可看成丹冊和青史的簡稱，猶言青史或者汗青；三解是汪榮寶《法言義疏》則作“玉之符彩”。其中第一解見於《法言·君 子》：“‘或問聖人之言，炳若丹青。有諸？’曰：‘吁！是何言與！丹青初則炳，久則渝，渝乎哉？’”第二、第三解用於王逸話都可解釋通；而用於楊雄的話則 第二解遠優于第三解。在這裡特定的上下文中將“爰變丹青”解釋成“乃至於改變了歷史”是比“乃至於改變（表現）了玉的符彩”要通順得多。其實，楊雄說屈原 象玉一樣瑩潔的至性，竟然改變了歷史，如此真是明智之極啊！模楞兩可的表達之中，我們特別看最後的“如其智”的重覆，是包含著微言的。對比楊雄其他的屈原 評論（尤其是前引“又怪屈原文過相如”之語），我們越發相信楊雄之對於屈原的評論，更明顯地帶有“兩重性”。與班彪班固王逸不同，楊雄的兩重性竟然常常表 現在言簡意約而生歧義的同一個句子里，而不是“一般性”顯而“特殊性”隱、表現在不同的場合。如此，我們乃解釋“言若丹青”為“（屈原說的）話就象丹冊青 史一樣（彪炳傳揚）”；而“爰變丹青”就是屈原的偉大人格乃改變了歷史記載，也就是《楚辭》中及有關《楚辭》作者的傳記中關於屈原說的話，把歷史改變了， 而成為歷史。這影射的乃是屈原被嵌入先秦楚史的本事。
從根本上講，屈原其人既然并不存在，而屈原之名則只是類似於筆名，或者竟爾是一種社會正義呼聲的縮寫，集在屈原名下的作品自然多是孤臣孽子、忠魂冤鬼之 作。屈原這個名字（密切涉及劉安而並不完全等於劉安）就成了這群無名作者的總的代言人，成了功罪所集，榮辱所叢，盡管《離騷》并不全然是劉安的作品。

其三，《漢書·劉安傳》中偏要涉及《離騷傳（賦）》（而涉及屈原），而《史記·屈原傳》中又正攙有《離騷傳》（而涉及劉安），劉安和屈原通过《離騷》而连 起来，两传你中有我而我中有你，這已經構成中國文學史和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奇觀，這種奇觀當然只能是反映了屈原和劉安二者極其特殊的關係。中國歷史上還沒有 第二對這樣的例子，能有“不同時代”兩人的如此糾葛。從封建正統的立場看來，叛臣劉安的《離騷傳》中語 乃充斥楚賢臣屈原之傳記，豈非荒謬絕倫？ 這一點尤引人注目而深究屈原與劉安的關係。湯炳正先生曾經建言，史遷不得見劉安的《離騷傳》，故《史記·屈原傳》中的劉安《離騷傳》語是後人補入的，這是 一個非常有見地的猜測，可惜湯先生不肯再向前推論了，或者不肯把下一步推論的思考發表出來了，點到而止。在劉安名下、情文并茂的《離騷傳》語與粗略簡嗇的 《屈原傳》事畢竟是由於什麼原因何時而何故會被如此不協調地硬湊在一起？ 雖因史料奇缺，至今不得知其詳，這卻是不能不研究的問題。
其四，我們可以試想一下：如果不包含劉安的《離騷傳》語，《屈原列傳》還剩什麼？本傳中去掉議論（《離騷傳》）之後的敘事部份，語焉不詳，既簡且陋，乃不 成傳記之體，只是寥寥幾條“敘事”的“青筋”而已。傳中談到的寥寥數事，和劉向《新序·節士》、王逸的《楚辭經章句·離騷前敘》或大體相若，或稍有出入， 其記載本身，從屈原的名字到每一行實，竟無不可疑者，引起歷來無窮的爭論。應該指出，托名劉向的《新序》關於屈原的記載尤其不足為《屈原列傳》取証 。這是因為，且不說劉向的《新序》著作權之可疑，即使無疑，劉向若在編輯《楚辭》和《新序》時都依照官方口吻而對屈原採取“一般態度”，兩種情況下的敘述 越是一致越是不能互相證明（何況劉向名下的《九歎》也有透露“特殊態度”的例子）。王逸在多數情況下自然採取“一般態度”。我們還應看到，屈原傳中拉扯大 段《楚世家》文字來擴充篇幅，同時在《楚世家》、《張儀傳》的有關政治事件記載中，插入一兩句屈原“何不殺張儀“的令人摸不著頭腦的話（此陳軫之言也，但 是正如論者所評：屈原為什麼不能也說這個話），正是為了做成前文所言“歷史的嵌入”。

其五，《史記屈原列傳》之所以處處是問題矛盾，處處是紕謬疏誤，以班固論《楚辭》的字眼論之，當然是“寡信”。考慮《史記》之書多難，一如太史公本人之多 蹇，不但其人受了宮刑，其書也是受了“宮刑”的。換言之，《史記》一書本來的精華、稜角，早被砍削，我們今天看到的、流傳了兩千年的《史記》是被閹割過了 的“刑餘之身”而已，如此殘缺變形的文字，其殘缺變形本身固是啟示，豈能完全依靠它而澄清史實，所以我們無法完全相信它的原文，而要根據有關著作的啟示， 別求路徑， 研究和還原被歪曲了的事實。

（2）我們說《史記》是受了“宮刑”的，這當然和皇朝政治密切相關，而且是有書證的。這種“宮刑”對于《史記》造成的結果，一是刪，二是改。刪只是造成有 目無書的空白，令後人徒嘆奈何。而改則完全給人以假象，導致無窮的誤會。具體而言，《史記》關于漢武帝王朝的紀事，尤其直接關于漢武帝本人秘幕及丑聞者， 尤其多從刪刈。有些不能全部刪除者，則只好改頭換面。《史記》的屈原和劉安的傳記，就是這樣的例子。

其一，為什么說《史記》受了“宮刑”？

《後漢書·蔡邕傳》載，王允不顧士林讜議而欲殺蔡邕，曰：“昔日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這是站在漢家正統立場上誹謗司馬遷及其《史記》。 《三國志·魏書·王肅傳》載魏明帝與王肅的一段對話：“‘帝又問司馬遷以受刑之故，內懷隱切，著《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對曰：‘司馬遷記事不虛 美，不隱惡，劉向、楊雄云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謂之實錄。漢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己本紀觀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二紀有錄無書。’後遭 李陵事，遂下遷蠶室。此為隱切在孝武而不在史遷也。”可見司馬遷的《史記》作為官方最終認可的“實錄”，其“謗書”的稜角要打折扣，作為通過皇朝監察的 “謗書”，其“實錄”的程度也要受到限制的。連王肅都認為造成這種事實的責任在漢武帝，恐因他作為魏臣可以不必象漢臣那么忌諱前朝故事了。漢武既然對《史 記》“削而投之”，所以太鋒利的“謗”言必定已經被削掉。何謂“謗”？唐李賢等注：“凡史官記事，善惡必書。謂遷所著《史記》，但是漢家不善之事，皆為謗 也。非獨指武帝之身，即高祖善家令之言，武帝筭緡，榷酤之類是也。《班固集》云：‘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至以身陷刑，故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 也’。”這裡提到的“謗”，除了班固所言，其實還只是些蕞爾小事。綜觀《史記》的內容，正如我們曾經指出的，“漢武帝之所忌在近不在遠，在己不在人” ，他可以容忍司馬遷寫劉邦之類於無賴的一些行徑，也能置李賢等所言的包括他自己的微末“不善之事”於不顧。象漢武帝本朝的許多政治內幕，如劉安的冤獄、司 馬遷之死，只要史家奮筆直書，就決不能容忍，這才是大事。今傳《史記》和《漢書》的《劉安傳》乃至《史記》的《屈原列傳》，就是直接或者間接有關劉安冤案 的，其中正攙有大量的奉詔改史者的文筆，斷然不是或者至少不全是太史公原作了。《後漢書·班彪列傳》載班彪言司馬遷作《史記》，“作《本紀》、《世家》、 《列傳》、《書》、《表》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李賢注：“十篇謂遷歿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將相年表》、《日 者傳》、《三王世家》、《龜策傳》、《傅靳列傳》”。班彪乃至李賢指出者，只是當時《史記》中“有錄無書”者，卻沒有也很難說明《史記》中許多魚目混珠、 狗尾續貂的現象。除《景紀》、《武紀》外，《史記》中攙有不少續作、偽作；歷史原因極端複雜。其中第一位的、不能忽略者，是漢武帝“削而投之” 的原因以及漢武之後的諸帝為本朝護短的的政治原因。

其二，由此論及《史記》以及《漢書》中《劉安傳》，特別其中劉安作《離騷傳（賦）》、及其後因為謀反罪名被殺，每一件事情都需要澄清事實。

《後漢書·班彪列傳》載班彪責備史遷“又進項羽、陳涉而絀淮南、衡山”，即（除把項羽、陳涉分別提高到《本紀》、《世家》外）把原來應該列入《世家》的淮 南王劉安、衡山王劉勃降低到《列傳》中。這樣處理是否司馬遷本意，尚須求證；這種黜淮南、衡山於列傳的作法就很可能不是出於史遷之手。從其記事粗暴改削的 痕跡來看，這正是褚少孫之流（我們無法確定究竟是何人。只好籠統言之）奉詔改史者的手筆。《史記·劉安傳》在字裡行間表達了對劉安的同情和對他所謂謀反的 保留態度，同時頗多非傳抄之誤能夠解釋的地方，實是粗暴砍削之筆。

《漢書》一是在《敘傳》中冠冕堂皇地說“淮南僭狂，二子受殃。安辯而邪，賜頑以荒。敢行稱亂，窘世薦亡”，好像是很正統地譴責劉長謀反、給二子帶來禍殃； 二是在本傳中除大體沿襲《史記》的記述（已經是真伪雜揉）外，增加了按照官方口吻責罪劉安的敘述，也增加了關於劉安在極短的時間內（令人驚異而不可信）作 《離騷傳》的記載；三是同時還在《嚴助傳》中（是受劉安案牽連而死者），特別表彰了劉安在建元六年上書諫武帝勿發兵征閩越之事，而充分說明劉安盡心為漢王 朝出策劃謀，與本傳中劉安在建元六年“謀反滋甚”的記載完全相反。如此種種，顯示班固極其謹慎地處理劉安的傳記，而用春秋筆法暗寫他對劉安的同情和讚揚， 也表現了“兩重性”的態度。

劉安被定謀反罪名，實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冤案。統《史》、《漢》二傳及有關材料觀之，劉安之被定謀反，基本原因有三：一是劉安神仙家之名聲太噪，在“求 仙”上不為漢武帝所容；二是劉安道德、文名日高，眾望所歸，對武帝有有強藩鎮主之勢，而為武帝所深忌；三是劉安屬下及家庭發生內訌，在漢代用法“刻深”的 制度下，授人以柄，加上酷吏為了迎合武帝猜忌心理的深文羅織，終於造成了劉安之獄。班固《劉安傳》及有關記載對劉安所持見解，我們稱之為“表現了兩重 性”，其實和前文論及的他對屈原態度的兩重性恰恰構成有趣的對應：對比於他對屈原之“一般性”的肯定和“特殊性”的否定，他對劉安的態度乃是“一般性”的 否定和“特殊性”的肯定。也就是說，他在正統地、公開地否定和歸罪劉安的同時，用明貶暗褒、正貶側褒的皮里春秋手法，曲折地、隱蔽地褒揚劉安，並且有意地 強調劉安與《離騷》的關係（這較之《史記》本傳可謂極其重要的補充）。班固之記載，是否也被改削過，我們不得而知，經漢代後來史家的碾轉抄錄，卻至少因此 留下了劉安畢竟是作了《離騷傳》還是《離騷賦》（或者干脆是《離騷》本身）的千古疑案。我們追究了劉安被定謀反罪名之受冤屈的本原以及班固對他的似乎是矛 盾而大有深意的態度，進一步看清了劉安作為忠於漢朝本朝的皇叔藩王的本來面目，這個當時影響仍然很大的神仙家、思想家、哲學家（儒、道兼有）、文學家（辭 賦家），以彼之才，以彼之冤，與《楚辭》的特殊聯系，其實隱含在有關撲朔迷離的歷史記載之中，遠遠超過“一般性”的敘論所反映的內容，而需要我們去正視而 加以鑑定。

（3）從劉安的著作總的方面著眼，問題也頗有啟示性。

其一，關于淮南王及其門客的著作、尤其是賦作的流傳，令人不得不追究：

劉安及其門客著作之流傳狀況足以引起我們的思考。《漢書·藝文志》共著錄賦七十八家一千零四十四篇，其中“淮南王賦八十二篇”與“淮南王群臣賦四十四篇” 就佔了八分之一。這個數字足以表明以劉安為首的淮南文學集團在漢賦當時的發展和繁榮中舉足輕重的巨大影響。這是一個不能忽視的存在。但是淮南及其群臣的賦 作，今存者只有劉安（？）《屏風賦》（《藝文類聚》卷六十九）和淮南小山《楚辭·招隱士》兩篇。淮南眾賦之漢代著錄者與今存者數量差別之大，令人不得不考 察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相比之下，有趣而與此相反的是，劉安及其門客所著“《內書》二十一篇”（見《漢書·本傳》，即《淮南子》），至今倒得以相當完整地 流傳。根據高誘《淮南子·敘目》：“學者不論淮南，則不知大道之深也。是以先賢通儒述作之士，莫不援采以驗經傳”，可知此書在漢代“自光祿大夫劉向校定撰 具，名之淮南”以來就享有高度的重視。反過來說，淮南眾賦是不是由於在流傳中的偶然歷史原因而不必解釋地、極其不平衡地、無法追究地流失了呢？ 事情推論起來似乎不是這樣毫無蹤影可尋。從文學史的宏觀和一般規律而言，越是優秀作家的高質量作品流傳後世的比率越大。而淮南眾賦的質量如何呢？我們至少 可從淮南小山的《招隱士》以及歸于劉安本人的《離騷賦（傳）》窺豹一斑。劉安這個高才而多產的賦家之作，都流到哪裡去了呢？他的才情胸次，當不在他的門客 之下！根據前文班氏父子提供的線索，我們認為劉安及其門客還有些賦作恐怕正埋在《楚辭》以及漢人可疑著作之中，有所喬裝改扮而已。

其二， 今本《淮南子》不提屈原也發人深思：

又，在屈原名下的賦作中有許多典故、用語，偏偏多《淮南子》語，或者要用《淮南子》才能得到貼切滿意的解釋；這不僅是因為《淮南子》與《楚辭》都是楚文化 的流亞，也不能簡單地以淮南王是《楚辭》專家來解釋，還提示二者極可能時代相若。《淮南子》在弘博恣肆的議論中，許多段落簡直有《楚辭》的韻致。若說是它 受了《楚辭》影響，也是於理難通的：以劉安這樣公認最早的《楚辭》專家，既有象《離騷傳》這樣（至少這是學術界公認的，雖然我們尚有對此不同的解讀涉及劉 安與《離騷》更複雜的牽纏）賅博精到、高揚屈子大旗的文字，他何至於在洋洋幾十萬言的《淮南鴻烈》）中，就是不提屈原一句？這不是很奇怪嗎？ 須知，《淮南子》不但是《楚辭》之外，與《楚辭》淵源最深、最為楚辭化的作品，它馳騁於倫理哲學、天文地理的廣闊空間，出入大道，包羅古今之變；它大量運 用《楚辭》也用的語彙，涉及相同的典章、故實、名物、神話乃至聖主、暴君、賢臣、奸人、神仙、怪物等等（有些是僅見於此二種著作的）；其中尤其有關楚國的 事例，如伍子胥、申包胥、吳起、張儀、楚懷王等，使人感到《楚辭》的作者呼之欲出，屈原的神魂呼之欲出，但是偏偏不提屈原。《淮南子》甚至提到所謂的“屈 子”屈宜臼（這可能是“屈子”一詞最早的出處了），也提到另外一個“拘文王於羑里”的屈商（均見《道應訓》）。這部從邏輯上講最有資格、最有必要、最有理 由大談《楚辭》和屈原的書，為什麼單單不提《楚辭》、屈原一字呢？ 縱然人們可以強詞奪理地說，他不提就是沒有提，沒有提屈原并不能證明屈原不存在；或者找出別的理由證明《淮南子》不提屈原的合理性。但是，我們可以從另一 面理解這個事實：作者是《楚辭》專家而繁征博引、縱論歷史興亡和天人之際的《淮南子》不提屈原，正是屈原的存在不早於《淮南子》的一個旁証。

（4）劉安賦與屈原賦的關係，有重大疑點， 歷來唱傳統屈原讚歌的研究者並沒有破除之。單是《離騷賦（傳）》的問題，就值得特別研究。我們先看以下各種歷史記載：

一，《史記·劉安傳》：“淮南王安為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陰德拊循百姓，流譽天下。”（沒有關於劉安作《離騷傳》或《離騷賦》的任何記載）。
二，《漢書·劉安傳》：“淮南王安為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 《外書》甚眾。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時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為諸父，辯博善為文辭，甚尊重之。每為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 視草，乃遣。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秘之。使為《離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又獻《賦德》及《長安郡國頌》。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 頌，昏暮然後罷”（增加了劉安作《離騷傳》的記載，是與班固本人的《離騷序》一致）。
三，《太平御覽·皇親部一六·諸王上》引《漢書》上文，與今本《漢書》小有不同。今亦一一標出：“淮南王安為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 德（撫）循百姓，流（無“名”字）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眾。（無“又”字）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 二十餘萬言。時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為諸父，辯博善為文辭，甚重尊（乙《漢書》“尊重”）之。每為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初，安入朝，獻所 作《內篇》。新出，上愛秘之。使為《離騷賦》（《漢書》作《離騷傳》），旦受詔，（此處《漢書》有“日”字）食時上”（較之於今本《漢書》，關鍵的區別 是，武帝“使為《離騷賦》”，而不是《離騷傳》）。
四，高誘《淮南子·敘目》：“初，安為辯達，善屬文。皇帝為從父，數上書，召見。孝文皇帝甚重之，詔使為《離騷賦》，自旦受詔，日早食已。上愛而秘之。天 下方術之士多往歸焉”（較之《漢書》，區別之一是，劉安獻《離騷賦》在文帝時而非武帝時；區別之二是，劉安所為是《離騷賦》而非《離騷傳》。
五， 荀悅《漢紀》亦稱“上使安作《離騷賦》”，見下。
六，王逸《楚辭章句》中的《離騷·後敘》稱“至於孝武帝，恢廓道訓，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
七，葛洪《神仙傳》卷四則稱漢武帝“詔使劉安作《離騷經》”（《太平廣記》引作《離騷經傳》）。

以上七條主要出自漢人（除葛洪）的史料，皆關於劉安及其門客與《離騷》的關係。我們引第一條，只是為了說明《史記》本傳沒有明文涉及劉安與《離騷》的任何 關係（其原因當然很值得探究）。其餘各條中，劉安作《離騷傳》、劉安門客（往往被置于劉安名下）作《離騷經章句》的說法，早已經被學術界默認或熟知。現在 我們要提出並且討論的問題是：其一，劉安（乃至劉安的門客）畢竟作了《離騷傳》還是《離騷賦》，抑或是《離騷經》還是《離騷經章句》？ 或者任何別的關於《離騷》之作？ 其二，劉安獻傳（賦），是在文帝時還是武帝時？ 其三，“旦受詔，日食時上”是可能的嗎？ 其四，“上”（不管是文帝還是武帝）“愛秘”的究竟是《離騷傳》還是《內篇》（即《淮南子》）？ 為什麼“愛”？為什麼“秘”？ 追究這些問題的答案，顯示史書所提供的基本記載的每一個細節都是模楞兩可而容有別解的，我們對史書提供的材料採取不輕易否定、也不輕易全面接受的態度。唯 其如此，還是應該採取存疑的立場。所以，一方面我們不取傳統《楚辭》研究中那種無視（或者輕視）種種異說，徑直歸《離騷》（《楚辭》的代用語）的著作權於 屈原的似乎當然的立場；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隨便就將《離騷》的著作權歸之於劉安。但無論如何，在最終解決問題、弄清楚這些記載的意義以前，劉安或者劉安 的某種代言人於《離騷》的著作至少有“重大嫌疑”。以下試圖對這一組史料本身，參考有關著作，做一番分析，揆之常理，而發現疑問，做出可能的推測而等待學 術界的探究和駁難。作者的基本立場是，我們探究一個可疑問題的可能答案，總比不加分析地全盤接受它進了一步。

先說第一個問題。“使為《離騷傳》”，《漢書》顏師古注曰：“‘傳’謂解說之，若《毛詩傳》。”對此，王念孫不同意，並且在其《讀書雜志·〈漢書第九〉》中說：

念孫按：“傳”當作“賦”；“傅”與“賦”古字通；（注曰：《皋陶謨》：“敷納以言”；《文紀》“敷”作“傅”。僖二十七年《左傳》作“賦”。《論語·公 冶長》篇“可使治其賦也”，梁武云：《魯論》作“傅”） 。使為《離騷傅》者，使約其大旨而為之賦也。安辯博善為文辭，故使作《離騷賦》。下文云“安又獻《頌德》及《長安都國頌》”、《藝文志》有“淮南王賦八十 二篇”， 事與此並相類也。若謂使解釋《離騷》，若《毛詩傳》。則安才雖敏，豈能旦受詔而食時成書乎？（荀悅）《漢紀·孝武紀》云：“上使安作《離騷賦》，旦受詔， 食時畢。”高誘《淮南鴻烈·解敘》云：“詔使為《離騷賦》，自旦受詔，日早食已”。此皆本於《漢書》。《太平御覽·皇親部十六》，引此作“《離騷賦》”， 是所見本與師古不同。

在這裡，王念孫把《離騷傳》的“傳”字，解作“傅”字之誤；而“傅”與“賦”“古字通”，於是《離騷傳》應解作《離騷賦》，意為“約其大旨而賦之。”其意 在於通過古今文字的通假和舛誤保衛屈原對《離騷》的著作權。但是，他似乎忘了，在賦體盛行的漢代，“離騷賦”三字中之“賦”字真的會有他曲盡其幽挖掘出來 的生僻意思嗎？ 漢人言賦，就是漢賦。依王所言，高誘《淮南子·敘目》、荀悅《漢紀·武帝紀》乃至《太平御覽》所引班固《漢書》都作《離騷賦》，都是“約其大旨而賦之”的 意思，“賦”字這個罕見的含義竟然如此密集於有關歷史記載中。連“淮南王賦八十二篇”也是“事與此并相類也。”那麼，《漢書·藝文志》所記“屈原賦二十五 篇”中的“賦”字是理解成屈原寫的賦二十五篇呢？還是二十五篇有關於屈原的賦呢？ 後一個提法當然不會被大多數讀者接受。那麼，“約其大旨而賦之”的說法我們也不能接受。有的論者，認為應倒過來推理，因為上引諸文中的“賦”字，與“敷” 通，再與“傅”通，因而由 “傳”字誤成。這恐怕也同樣太曲折了一點。無論是“傳”誤為“賦”，還是“賦”誤為“傳”，這種純粹的文字之爭，其實誰也說服不了誰。問題在於，劉安畢竟 作了《離騷傳》還是《離騷賦》的問題，並不是單純的文字舛誤問題，而是漢人記述歷史事實已經有了歧異。班固的《漢書》本來作《離騷傳》還是《離騷賦》，我 們已經無從得知，至少《太平御覽》所據本是作《離騷賦》的。至於葛洪《神仙傳》乃言“詔使為《離騷經（傳）》”，也不能看作完全是鑿空亂道。不管怎麼說， 我們在未能一一嚴格證明其誤之前，沒有權利將所有這些好像非正統的記載一概斥為無稽之談，也不宜經過種種附會，使它們合於“正統”。

又《淮南子·敘目》“孝文皇帝甚重之，詔使為《離騷賦》”句下劉文典注引莊逵吉云：“本傳作“使為《離騷傳》。”又引孫詒讓云：“此自作賦，與本傳不同。 《文心雕龍·神思》篇云：‘淮南崇朝而賦騷’即本高敘。”這裡孫詒讓云“淮南崇朝而賦騷”之語，所本固是高誘敘，也不能排除劉勰所見之《漢書》。劉勰似乎 認為劉安寫了和《離騷傳》不同的、類似於賦體的東西；因為寫《離騷傳》之類解說性文字，恐怕不算是“賦騷”的。但是劉勰在《文心雕龍·辨騷》中又明明有 “漢武愛騷，淮南作傳”之語。因而我們可以帶著疑惑推想，劉勰當時看到了兩種記載，對於劉安究竟作了傳，還是作了賦，也不甚了然，姑兩存之而已；劉勰之 書，畢竟無意對此作考證，所以這樣說也不足為怪。那麼，劉安究竟寫了關於《離騷》的“什麼” 作品呢（“什麼”代表“傳”、“賦”、“經”、“經傳”或“經章句”之一）？ 在然否未定之際，我們姑取保守的懷疑態度，並且企圖証實我們的懷疑，或最終放棄它，是理所當然的。這些“懷疑的證據”，都增加了劉安寫《離騷賦（傳）》的 嫌疑，而“不利” 於傳統的“屈原”。

第二個問題：不同於《漢書》的記載，高誘《淮南子·敘目》認為劉安獻《離騷賦》在文帝（前179－前157在位）時而非武帝（前140－前87在位）時。 人們雖然沿用卻沒有證明過武帝時之說一定可靠，這就象人們雖然少用也沒有人駁斥過文帝時之說一定不可靠一樣。從《漢書》的“初，安入朝” 和《淮南子·敘目》的“初，安為辯達”看，雖然時間甚為模糊，斷為文帝時，似較合理；因為自劉安（前180－前122）在文帝前元十六年（前164）被封 淮南王至文帝死（前157），必定“入朝”過，而且更象是“初，入朝。” 文帝以皇帝加伯父的地位，試皇姪之才，當殿下詔使作賦，也在情理。然而文帝這樣做，確似把劉安當成《離騷》專家而要他講解，故王念孫的說法雖然十分穿鑿， 又象有道理，除非我們完全拋開“旦受詔食時成書”之類的傳說。又倘若我們假設劉安獻所作是在武帝之時，則“初，安入朝”，應該是武帝繼位後初幾年，即建元 （前140－135年）初幾年，當此之時，漢武初踐大位（十八歲繼位），就命四十多歲的皇叔限時為傳（賦），頗不合常理；另外，據《史》、《漢》劉安本 傳，這時正是劉安醞釀反謀的時候。這又增加了我們的惶惑。看來，兩種說法的任一種，都需要進一步研究以定真偽。如果兩種說法都可疑，我們還剩下什麼資料 呢？ 仍然只是劉安和《離騷》的某種未知而待求證的合理關係。

再說第三個問題。以上所謂“淮南崇朝而賦騷”中的“崇朝”，意思等同於《漢書》的自“旦受詔“ 至 ”日食時上” 或者《太平御覽》所引《漢書》的“旦受詔“ 至 ”食時上” 、《淮南子·敘目》的“自旦受詔“ 至”日早食已”以及荀悅《漢紀》的“旦受詔’至“食時畢”，意思都是說天亮時接到詔命，到早飯時（不過數小時）很短的時間寫成關於《離騷》的“賦” 而獻上。看來當時劉安和皇帝關係甚密，劉安大概就住在宮里。 賦《離騷》，縱然也可叫《離騷賦》（為示區別，叫《賦離騷》較好），當然不是《離騷》本身，其“賦”字更不能和一般認可的“屈原賦”之“賦”相提並論。但 這裡象王念孫懷疑劉安作《離騷傳》一樣，我們懷疑他在當時條件下這麼短的時間內作《賦離騷》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王念孫所否認的，是“如《毛詩傳》”式的 《離騷傳》；但是即使是攙入《史記·屈原列傳》的《離騷傳》，其原型固相對短一些，而其典雅精到、情文并茂，久被引用和傳誦，卻顯然是深思熟慮的結晶，而 非急就之篇。故爾我們也可以斷定，不單是《離騷賦》，連《離騷傳》也不會簡短到“崇朝”而成。至於今日所見的《離騷》本身，在短短時間內寫成就更不可思議 了。總而言之，這些記載中關於劉安的細節，幾乎全不可信：說劉安才思敏捷是可信的；說他當時真的寫了《離騷傳》或者《離騷賦》，無論怎樣解釋這個“賦”或 者“傳”字，都令人難以置信。套用王念孫的話說就是，劉安才雖敏，豈能旦受詔而食時成賦乎？ 但是，不可信的、近乎傳奇的誇張記載，是否強調著、並且遮掩著劉安和《離騷》的真正關係呢？ 要之，“劉安崇朝而作《離騷傳（賦）》”這句話，去掉“崇朝”二字，作《離騷傳（賦）》畢竟和劉安有關。

統以上的記載觀之，我們認為不但劉安作了“《離騷》什麼” 難以定論，“崇朝”而成也不可能，而且“初入朝”的時間之謎也亟須破解。劉安關於《離騷》畢竟何時怎樣作了什麼，我們只能對史書記載姑妄聽之。考慮班固在 作這種記載時，非常可能持“特殊態度”，我們甚至懷疑他故意以悖謬之文曲含消息。無論如何，劉安和《離騷》總是有某種非史料明文所示的、未知的、更複雜的 關係，有待探索和確定。另外，以上記載還強調一個消息：劉安有令人不能置信的才能（保留可信部份：劉安很有才能），是於《離騷》非常重要的人物。否則的 話，我們何至於在殘存的史料中能找到以上種種頗為紛紜的而皆關於劉安與《離騷》的說法。劉安與《離騷》的特殊關係的性質，亟待澄清和確定。這也是傳統的屈 原肯定論必須徹底解決的問題。若不能徹底解決，一切基于傳統舊說法之上的推論和引申全是無根之談。

屈原傳中有劉安的影響，而劉安傳中又有屈原的蹤跡；這個歷史之謎在未破解以前已經預示屈劉二者之間的特殊關係。屈劉二傳本身之撲朔迷離、疑雲密佈，應該指 向同樣的歷史政治原因。淮南眾賦（一百二十六篇）居然似乎全部失傳也與這個原因相關。而劉安這個高才多產的賦家偏偏與《離騷》有扯不斷的關係，也從另一面 透露同一個原因所指的真實。

七 淮南諸作在劉安死後所面臨的微妙政治形勢

我們既然將劉安列為極有嫌疑的《楚辭》作者，班彪班固王逸們評說《楚辭》時的隱晦曖昧態度背後的政治原因就有了著落。以下試探討劉安生前死後與漢代統治者 的關係、由此導致的淮南著作的流傳情況、當時的官方的口吻以及漢人的忌諱，這是本文邏輯上尚欠的一環。在這方面史料是非常少的。我們可以根據現有的史料作 一些推論，先試回答上文提出的第四個問題。

《漢書》說，“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武帝）愛秘之”。《淮南子·敘目》則說：“孝文皇帝甚重之，詔使為《離騷賦》，自旦受詔，日早食 已。上（文帝）愛而秘之”。一如上面所引用和分析過的每一細節，這個細節仍然矛盾層出而使人無法全接受：“上”（且不管是文帝還是武帝）“愛秘”的究竟是 《內篇》（即今傳《淮南子》），還是《離騷傳》？ 如果是《內篇》，這正是漢代自劉向校書以後，“先賢通儒述作之士，莫不援采以驗經傳”的頗有影響的學問淵藪；漢武“愛之”應該是合理的，但“愛之”到了秘 不外傳的地步，就不合常理了；因為談天說地，詳論治理天下大道的淮南《內篇》，正是漢武帝和大臣們可以常備諮詢之書，採用與否，一般應該都無“秘”可言。 即使後來漢武“獨尊儒術”而不愛之，又何必“秘之”？ 如果漢武“愛秘”的是《離騷傳（賦）》，則依王逸說，既然漢武“恢廓道訓，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則大義燦然，”“愛之”也可解：“漢武愛騷”，連 讀司馬相如《大人賦》都據說“飄飄有凌雲之氣，似游天地之間意”；“秘之”則仍不可解：古今中外，從來沒有任何皇帝對自己喜愛的優秀文學作品“秘之”的， 除非涉及政治忌諱。如果說是漢文帝對《離騷傳》“愛而秘之”，從史實而言，就更無從解釋。若說“尤敬鬼神之祀”的漢武帝對“言神仙黃白之事”的《中篇》 “愛而秘之”，倒是合情合理。然而無論班固還是高誘，在這裡偏偏不提《中篇》，令人深思。問題的關鍵在於，若非事關政治隱秘，漢武帝對於什麼事情能採取 “秘之”的態度？

涉及這個問題，我們就要再次研究劉安的生平及其被冤屈治罪的原委。專門研究《楚辭》者往往傾向于貶詆劉安，而專門研究《淮南子》者就難免對劉安有所偏愛。 所以我們有必要聽取兩種不同意見，以求免除偏見。筆者十幾年前寫過《應當正確評價劉安》（齊魯書社《楚辭研究》1988年版），該文通過《史記》《漢書》 劉安本傳的研究，指出所謂劉安謀反，是當時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疑案，“既是漢武帝猜忌的產物，又是他苛法的犧牲品，是封建皇族骨肉相殘凶險鬥爭的證明。…不 過是一個通儒術、好神仙的皇叔觸了漢武之逆鱗。至其反狀反情，是要打折扣的。”牟鍾鑑先生在對劉安及《淮南子》作了充分研究以後，在《〈呂氏春秋〉與〈淮 南子〉》（齊魯書社1987年版）中，當年就有比我更透徹的見解，指出“劉安之獄本身就是一大冤案；”“劉安擁護統一的劉氏天下，著書（《淮南子》）就是 為了備帝王治國之道。”只是“封建時代的皇室貴族，腐化享樂者無患，潔身得民者招禍。…從根本上講，劉安獄之發生，是漢初削藩政策執行的必然結果，（劉 安）在中央步步緊逼的攻勢面前，…始終動搖猶豫而無行動，不由自主地一步步走進朝廷為他設置的圈套，落下‘謀反叛亂’、‘畏罪自盡’的惡名”。所以我們可 以認為，《史記》及《漢書》的《劉安傳》都是依據當時官方的文件口吻，或改削原著，或加罪劉安的，甚至不可能明白地把事件的始末揭示出來，更不用說事件的 細節的真實性了。今傳《史記》本傳之帶有粗暴的改削，莫須有的定罪，顯示連官方奉命修（改）史的人也不能給劉安拼湊出象樣的罪名。《漢書》本傳則雖然在著 作時的政治形勢有所變，但於本朝皇祖的定案，也不敢輕易改動，所以班固照抄《史記》本傳之外，只能做出一幅很嚴肅的官方面孔，作了一點類似“春秋筆法”的 修補。相對地說，倒是葛洪《神仙傳》卷四的《劉安傳》可以沒有忌諱地說一些真話：在談到劉安“成仙”時，認為劉安並不曾謀反，其本事則“漢史秘之”。

劉安自被封淮南王（前164），歷文、景、武帝四十餘年無事；根據《史記》、《漢書》本傳，一直到元朔二年（前127），猶“賜淮南王几杖，不朝”而優禮 有加。這都說明劉安接受乃父劉長（也是冤死）的教訓，對本朝感恩戴德，一生都謹事諸帝的。另外，從《漢書》增補的記載中，也可看出劉安和皇帝的密切關係。 漢武繼位之後的開始十七、八年中，對這歷事三朝的皇叔深為倚重，經常向劉安垂詢國家大事、文學乃至方術之事。到元朔五年（前123年，時漢武帝34歲，劉 安58歲），始因劉安道德文名乃至求仙之名，為漢武所不容，由家庭的內訌引出無數的罪狀，最後被逼自殺而落叛國惡名。細究之，以劉安一代文人、哲人加上皇 叔又封藩王的實際地位，門下又人才濟濟，不乏遠慮之士，又深諳古今治亂之理。他何至於愚不可及到不知審時度勢，在位四十年之後，垂垂老矣，而蠢蠢欲動，背 叛同姓的劉氏王朝，又起野心要做皇帝？追其本末，“淮南王安為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陰德拊循百姓，流譽天下”是極其重要的原因。《淮南 子》所載“塞翁失馬”的寓言故事，正可說明這個道理。禍福相依，化不可極。劉長以性情剛烈、不知自我約束而獲罪，劉安則因愛好學問道德，名滿天下，而對橫 行無忌的漢武帝構成心理上更大的威脅，同樣不能免禍。在漢代文景以來的削藩政策之下，漢武帝羽翼豐滿後要把他的權力欲發揮到極致，除掉劉安乃成了政治需 要；劉安越是有道德文名，越要除掉他，寧可冤枉他；冤死他後還要掩蓋自己為惡的痕跡，這就是漢武對淮南諸作“秘之”的最根本的原因。

漢武帝既然殺了劉安，這樣自損股肱，即使他心中或有所悔，當然無論如何也不能面子上承認錯誤。以下史實可以作為例證。《漢書·張湯傳》載，博士狄山對漢武 帝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張湯乃詐忠。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藩臣不自安。”漢武帝因此派狄山以一文士去守衛邊塞一個堡壘， 假手匈奴殺死了他。從劉安之死觀之，劉安當然是被滅門抄家的。從所謂“臣端所見其書節印圖及他逆道，事驗明白，”可以看出：淮南及其門客所著而未獻之書也 是被抄沒入官了的。這些淮南著作，包括方技文辭賦頌之類，連同劉安未得罪以前所獻《內書》、《外書》、《中篇》，《離騷傳（賦？）》、《賦德》《長安郡國 頌》等，恐怕是一起收到皇家圖書館而束之高閣了，也有的散入私人藏書家之手了。推測漢武帝當時的心態，包括對他喜歡過的（？）《離騷傳（賦）》、《內篇》 以及言“神仙黃白之術”的“中篇”等，雖未完全因人而廢言，由於種種忌諱，也都棄之一旁了。不管怎麼說，“漢史”不但對劉安被定罪的真實具體始末“秘之” 而不宣，對劉安死（前122年）後至劉向（前77－前6年）校書以前的大半個世紀中淮南眾書的流傳情況也不置一詞。追其原因，仍是“漢武秘之。”我們只好 在“漢史秘之”的亞空間里，尋求劉安們的秘辛了。

史家“秘之”， 就要保守皇朝政治秘密而不能或不敢將有關史實公諸世人。漢武帝要“秘之”，則可廢棄或者改削名著。原因是：若照原樣發表冤死的皇叔之著作，就等於認錯，而 象漢武帝這樣的“雄主”是不會錯的，他需要眾多的死亡來支撐他狂妄的自尊和偉大。況且，淮南眾書之中不可能沒有揭露時弊或者間接反映當時政治事件、乃至反 映漢武帝本人的罪惡真實之作，這些著作，都是漢武帝所深忌的，他當然不能允許淮南王之作原樣公開發表，向他臉上公然抹黑。與司馬遷的《今上本紀》完全被刪 掉，俟後人補作一樣，淮南諸作（其他的罪臣之作恐亦照此辦理）要經過一些“整容手術”再發表。背後的政治原因其實是一樣的，都是皇朝的“秘”和“忌”。

無論如何，據《史記》、《漢書》劉安本傳，當時淮南獄成，膠西王劉端等議“廢法行邪，懷詐偽心，熒惑百姓，倍叛宗廟，妄作妖言。”而“臣端所見其書節印圖 及他逆道，事驗明白。”劉安自殺後，王后、太子“諸所與謀反者皆族（《史記》）、“吏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捕王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上下公 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傑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漢書·劉安傳》）、“黨與死者萬餘人”（《漢書·武帝紀》）。 連平日和劉安稍有過從的人都難免斧鉞之禍。考慮漢代當時能參預或者被捲入上層政治的人口實際，這是一個多麼大的冤案！而其中涉及的文人之多，也是空前的， 固然不是絕後。以這個冤案為代表，連同漢武帝時代其他不得其死的眾多無名忠臣義士（尤多詞翰之士），湊成一股怨氣、正氣、戾氣、靈氣；設想它真的完全消聲 匿跡，或者被壓在歷史的陰山底下，永世不得翻身了，倒是令人不解和不平的。憑著忠藎之心、經緯之才，報國不成，卻橫遭讒邪中傷，而被本朝壅君冤枉，被放逐 乃至殺戮；這種不得幫閑的不平、牢騷、抗議、幻想和絕望，其實是《楚辭》的基調。

直到漢宣帝（前73－前49年在位）時，事態始有變化。宣帝“招選名儒俊材置左右。…上復興神仙方術之士，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祕書》。…而劉向父劉德武 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劉向）幼而讀頌，以為奇，獻之。”經過很多周折，後來劉向校書天祿閣，“屈原”的《楚辭》（根據王逸《離騷敘》）、淮南的《內 篇》（高誘《淮南子·敘目》）以及別的數種著作纔得問世。可見自從劉安屈死之後，經過幾代皇帝，漢代的政治形勢已經逐漸開始了微妙的變化。這種變化以兩個 事實為標誌。一是淮南內篇終於問世，二是劉安被傳成仙。從第一個事實講，《淮南·內篇》雖主旨是道家，然而能“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 （見劉文典《淮南鴻烈·序》引司馬談《論六家要旨》），與“獨尊儒術”之後的漢代諸帝治國方略并沒有根本上的矛盾，反而成了漢代官方蘭臺秘府寶貴的政治理 論遺產。可以猜測，在當時皇祖陰魂未散，皇朝也需要體面，而淮南辭賦畢竟不可廢的微妙形勢下，本來受池魚之殃而橫遭禁錮的淮南辭賦也開始轉運──從被禁而 相對地開放，被允許在改頭換面的形式下公開發表。劉向校書，影響深遠。校理淮南眾作而使重見天日之功，因而也歸劉向名下。劉向畢竟是否《楚辭》的第一個編 輯者，我們也只好付之闕如了。或謂劉對《楚辭》所為只是編成一集，分為十六卷而已，這也不排除他對每篇作些簡單的解題性敘說的可能。設若劉向校《楚辭》是 真，他應也是下了一番學術之外的功夫的。但是怎樣把合乎皇朝口吻的謊說圓，是直到王逸方差可人意而做成的事情。就第二個事實講，劉安成仙，王充《論衡·道 虛》 有清楚的記載：“淮南王學道，召會天下有道之人，…並會淮南，奇方異術莫不爭出。王遂得道，畜產皆仙。犬吠於天上，雞鳴於雲中。”漢武帝以後的諸帝多相信 神仙黃白之術。他們認可（也可能是有意造成）冤死的宗室劉安成了仙的傳說；因為這個說法不但能淡化人們對本朝前代黑暗政治之恐怖的記憶，甚至可以用神仙的 靈光榮耀皇室；如此化難堪為驕傲，何樂而不為？所以當時的神仙家無忌於公然傳言劉安成仙，使之幾乎成了朝野傳揚的故實。

今傳《淮南子》是在劉安領導下集體創作的理論巨著，涉及當代具體的政治事件居然沒有，可見它真的是被“校“過了。又《淮南子》“向最高統治者貢獻治國之 道，是該書的根本出發點和最後落腳點”（見前引牟鍾鑑書）。漢武帝雖“獨尊儒術”，但是他所重視的是把權力絕對集於一身的中央集權的等級制度，一旦這個制 度得以確立，漢武以及後代的皇帝們也無妨汲取道家以及陰陽家的可以利用的成份。兩漢的思想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況且《淮南子》是劉安及其門客們在漢武“獨 尊儒術”以前，儒道兩家爭勝的局面下“紀綱道德，經緯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諸理”，以道術為旨歸，同時又包羅儒家學說的理論系統。它不但無害於 漢武帝尤其漢武帝以後的諸帝的政治，而且成為以後漢代“獨尊儒術”架構下不可或缺的理論補充。所以自劉向校書開始，儘管是叛臣所作，連皇室劉向已經不忌談 淮南之大道了。我們認定劉向校書不可能不作一些文字上的改動，如本文前面所論述的韓眾，很可能就是一個小小的改動，以保護《遠游》中之韓眾的“神仙”的超 時代性。韓眾和盧敖一樣本是秦方士，很有可能本來和盧敖一樣在《淮南子》中認證了“列仙”資格。但是這和攙入《楚辭》的《遠游》所提者相矛盾，所以就被從 《淮南子》中刪掉了。以此律彼，恐怕由於種種原因被從原來的《楚辭》中刪掉的內容也是有的，使《楚辭》和《淮南子》變得更加難讀。要之，凡是易於導致暴露 漢武帝的隱秘罪惡，暴露劉安之輩的真實作者身份的文章、段落或句子，在《楚辭》中必然多從刪汰。這就是漢代諸儒的政治忌諱所在。其實，細讀《淮南子》而比 較於《楚辭》，可知這兩部著作具有相同的深層時代特點。這當然有待詳盡而嚴密的證明。隨著研究的深入和人們思想的解放，二者的真相畢竟要大白於天下。漢代 注解《楚辭》者，為了把官樣文章作好，改頭換面、粉墨登場、移花接木、借尸還魂等等手段全都用盡。王逸《楚辭章句》中“屈原賦二十五篇”之外多數篇章，都 要經過“史官錄第”，方可“遂列於篇”；這也充分說明：《楚辭》的編輯與歷史的重編修補是同步的。令人長歎者，一是漢代諸儒假而藏真之作始終只是假的一面 被承認；二是中國研究《楚辭》的人（本人忝居其末）在同質結構不斷重覆的政治制度之下，研究屈原身世的眼界仍然被漢儒的成說和明說限制著，而迄今無突破。

統上言之，漢武帝冤死劉安之後，深忌淮南書而“秘之”，故淮南書一度幾乎折戟沉沙。時移代遷，當漢武的影響相對變小，淮南書以其巨大的思想活力、政治影響 和文學價值逐漸突破王朝官方的文化封鎖而在部份士大夫中流傳。但《楚辭》卻只有靠“忠君”的政治偽裝行於世。隨著王朝的走向瓦解，人們開始委婉地說一點真 話。但是未待完全說真話的時間到來，漢王朝就壽終正寢了。漢末天下大亂，沒有出現繼續深入研究《楚辭》之作，是可以解釋的。少數知道真相的作者的聲音象 《廣陵散》一樣從此幾乎絕響，晉代葛洪《神仙傳》的記載沒有被認真考慮過。從此謊言長期蒙蔽著真實，并且在真實的社會文化土壤上開花。今天，是揭開歷史的 塵封，看《楚辭》的本來面目的時候了。

八 結語

至此，本文的主要內容已經說完。作為一種懷疑的假說，作者只在關鍵处作了必要的證明和分析，其實則任何一個微小的環節，都需要慘淡經營、大做文章。以下歸納全文內容，並且補充說明本文的邏輯趣向。

1我們從《遠游》中的韓眾乃秦始皇時人之考索開始，提供了《遠游》為漢武帝時人之作的證據。2又通過深入追索韓眾的記載，從王逸的章句注解對韓眾之表面上的緘默不言，結合班彪《覽海賦》所透露的消息，窺測到漢儒講校《楚辭》有政治苦衷。
3接著，我們根據班固《漢書》有關記載，考明了班彪“命韓眾與歧伯，講神篇而校靈章”的暗含的深義及全賦的主旨：在漢代《楚辭》的講校確實和當時的政治現 實有深刻的關聯；對《楚辭》的講校不能說真話乃是漢代言《楚辭》者的悲哀。因而，從韓眾開始的系列推論，不僅導致對《遠游》作者的懷疑，而且導致對整部 《楚辭》作者屈原的懷疑。
4正是因為這個懷疑實在事關重大，筆者不敢輕信。於是試圖研究班彪的著作和思想。班氏父子相承傳的史學觀和“立身揚名”“與時進止”的人生哲學不但體現在所著《漢書》中，而且更突出地彰顯於他們對《楚辭》及屈原的評論中。
5與此同時，我們發現班彪論《楚辭》有兩重性：除了按照官方口吻公開、一般地評論《楚辭》的文學價值、褒貶其思想價值外，還隱秘地、“特殊”地持有對於《楚辭》作者的重大懷疑。這種“一般態度”和“特殊態度”的兩重性，在班固那裡有和乃父一脈相承而更為複雜而具體的表述。
6這就不但強化了我們懷疑的論點，還使我們看到，漢人對《楚辭》的思想價值之熱烈的爭論，有明顯的政治背景，尤其持否定意見的論者，多合乎邏輯地持有對《楚辭》之官方認可的作者屈原其人的懷疑乃至否定態度。
7我們更舉了王逸《楚辭章句》的例子，證明他也是對《楚辭》研究持“兩重”態度的學者。由此推而廣之，我們發現漢代很多和《楚辭》有關的學者，尤其是王逸《楚辭章句》中“屈原賦二十五篇”以外諸篇的作者，都有“兩重性”的態度，例證甚多（本文未盡包羅）。
8重新分析班彪、班固、王逸表現其“特殊態度”的例證、即懷疑或者褒貶屈原的有關文字時，我們竟意外地發現：它們都或明或暗地含有關於劉安的提示，居然不約而同地都隱然引導讀者把懷疑的思索指向淮南王劉安。這是所謂從微觀方面的考察。
9從文史資料的宏觀角度看，則“一自高唐成夢後，楚山雲雨盡可疑。”一是《史記》所謂“屈原賈（假）生”列傳，顯示了屈原是由於漢武帝及其後諸王朝的政治需要，“嵌入”歷史的可疑“人物”。
10二是《史記》、《漢書》所記載的劉安之大冤獄，劉安“信而見疑，忠而被謗”作為漢代忠魂冤鬼的代表，“實化”了屈原，嫌疑很大地成了《楚辭》主要作者之一。
11三是劉安及淮南眾賦在文學史上的失蹤可疑，而《楚辭》中卻頗有淮南遺響；同時，《淮南子》之居然不提屈原，顯示屈原這個名字的產生甚至不早於《淮南子》產生的時代。
12四是諸史記載的劉安作《離騷傳》或者《離騷賦》，以及類似的《離騷經傳》、《離騷經》、《離騷經章句》等說法，雖然在細節上幾乎完全不可靠，它們卻都適足說明劉安與《離騷》的不可分割的關係。
13最後，我們分析了劉安生前死後漢代的政治形勢，看到這個冤案的本質；也看到，漢武帝除掉劉安以後，漢代的遮羞避嫌政策和淮南書的價值兩個因素造成劉安及淮南諸作的隱昧的流傳。這就是漢代《楚辭》學者屢次以不同的方式暗示的的政治忌諱所在。
14原來漢武冤死劉安之後，對他曾經“愛之”的淮南眾書，束之高閣，秘而不宣；後來漢代諸帝雖顧及祖宗忌諱，而淮南眾書畢竟不可廢。至劉向校書乃至王逸作 《楚辭章句》之時忌諱猶深。王的《章句》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已經優孟衣冠的《楚辭》面目。但是無論怎樣改裝，《楚辭》固有的本色，還有史家“濟世”的社會 良心，畢竟千回百折地昭示後人其作者的真實身份。

當然，我們還有大量的問題有待繼續探討。本文只是這浩大工程的一個蹩腳的開頭。許多山峰已經略見輪廓，艱苦的攀登正在前方。就筆者管窺蠡測所及，除本文已經引述的幾篇文章的簡括，尚有以下有關題目正待草創或者拓深。

首先，我們今天所能看到的開始於《史記》的有關屈原和《楚辭》的記載，無形而有意地包含著一個巨大的謊言，關於屈原的謊言；所幸者，這些記載中也包含著揭 穿這個謊言的內証，雖然這些內證往往藏意很深。司馬遷不但其人受了宮刑，其書也遭受了殘酷的閹割，故對於漢代相關的帝王政治之真實記載，倒是“明哲保身” 的班氏父子之書有超過馬史的歷史貢獻。我們從《史記·屈原賈生列傳》的基本線索出發，可以邏輯地推出：屈原其名的暗示意義，乃是為社會冤案鳴冤叫屈，影射 漢代黑暗政治，這其實也是《楚辭》的主旋律，其關鍵歷史內容是漢武帝王朝以劉安為代表的政治冤案。我們考索《屈原賈生列傳》的細節，可揭開“屈原賈生”合 傳的歷史之謎而推證屈原其人的歷史嵌入。由此我們可以推論屈原賦二十五篇，即是賦屈原二十五篇。屈原這個名和屈原名下的《楚辭》，依靠所謂“楚人相教 傳”，而能夠以我們看到的被扭曲了的形式變形地流傳下來。《楚辭》的實際作者，從班固說的《楚辭》的五個來源來推論，則子虛烏有的屈原只是劉安的一種 “相”，而宋玉即是“中大夫玉”，並且和吳王濞門人、朱買臣嚴助等代表人物有關；劉安及其門客則是《楚辭》的主要著作者。當然我們尚需進一步精細的研究才 能看清所有這些細部。其次，我們通過王逸的《楚辭章句》及《楚辭》本身，外加漢代文人如賈誼、鄒陽、司馬遷、司馬相如、東方朔、劉向、枚乘、班彪、王褒、 楊雄、班固、王充、張衡、馬融、賈逵等有關著作的考勘析証，不但可重覆發現漢人評論《楚辭》的兩重性態度，同時開發和鑑定許多有價值的線索，並且能用邏輯 貫穿起來，而証實加強本文的論點，使之逐步具體化，而逐漸廓清懷疑。例如，我們可以証實賈誼《弔屈原賦》之為偽作，《遠游》作者之為劉安，司馬相如的蓋世 奇文《大人賦》之掩飾著彌天大謊；班固《幽通賦》有隱藏的關於劉安和屈原的主題，等等。

由此進一步，我們乃可證明《離騷》作者和劉安的真實關係，證明《九歌》是淮南王國娛神之樂（其中“國殤”則歌李陵事）；而《九章》則是淮南客、吳王客，乃 至朱買臣、嚴助之屬所作；《天問》則是淮南王及門客在平日互相問難的記錄；至於《卜居》、《漁父》則是屈原的故事傳揚後，有道家思想傾向的作品，以理推 之，當系淮南餘黨所作。再者，我們要強調重覆《淮南子》與《楚辭》之同趣而異體，秦皇漢武之異時而同類，《楚辭》《漢賦》之同時而異趣，以及漢初削藩雖于 封建大帝國之奠基有利，而其政治運作則充滿殘酷無義。《楚辭》成為一種詩體，有其特殊的歷史文化條件。這些條件，舉其犖犖大者，如中國的初告統一，儒道的 相溶和相爭，《楚辭》的雜言而詩化的句式，乃至寫出《楚辭》而使之流傳的物質技術條件，都確然無疑必須是在漢初之後才能俱備。我們據此乃可以勾勒出《楚 辭》在漢代發生、發展的來龍去脈。又，從《楚辭》學史的角度看，漢代《楚辭》發生和研究的歷史，體現了漢代政治對文人的壓迫和文人曲折的反抗。魏晉之間， 在《楚辭》的評論中，時見漢代流風餘韻，但已不似漢人之投入。南北朝以下，文人對於屈原其人其事的淡漠，一直延續到唐代。宋人對屈原態度的改變，無論是大 力宣揚屈原所謂的忠君愛國（如朱熹），還是認為屈原其人毫無在政治上利用的價值（如司馬光），從根本上講，是一種政治利用；從宋以還，江河日下的封建帝國 之趨於衰微的大勢給《楚辭》研究帶來新的誤區，中國文人產生了所謂屈原情節。二十世紀初，尤其“五四”以來開始出現了“屈原否定論”；1949年以後大陸 中國紅色政權以及偏安台灣的政權之下，關于屈原身世的研究考證並沒有質的突破，偶見屈原否定論的微弱聲音則被政治需要完全扼殺。事實雖然怪於小說，它卻是 勝於雄辯的。今天，我們從中國文化的整體角度，來研究屈原在歷史中的迷失，研究現實中迷失的屈原，研究有關《楚辭》種種奇怪文化現象，可以引起雋永的民族 性反省：屈賦的文化價值，猶如蚌中之珠與膽中之石，表現了我們文化特殊的正負層面。
最後，我們不得不就《楚辭》研究的現狀略說几句話。楚辭成為顯學多少世紀以來，很多學者費盡心機“保護”屈原對王逸所謂“《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的著作 權，結果仍是問題迭出。治《楚辭》者對於《楚辭》各篇歸屬，意見紛紜，這個事實本身也正說明了《楚辭》存在問題，是不但需要“講”，而更需要“校”的。可 惜很多研究者不知班彪的提示，對於《楚辭》的本來面目的講校，遠未完成，有的甚至尚未開始，有些方面甚至背道而馳，徒增紛擾。其實《楚辭》本身有許多令人 生疑之處至今學術界毫無解釋，而對之採取存而不問的態度。這固然是由於屈原史料之闕，《楚辭》文義之深，解決問題難度之大，但與中國許多歷代和當代學人的 文化偏見也有關。很多學者有根深柢固的“保護屈子”的情結，從根本上就不肯從所謂否定方面入手思考一下。好像在任何意義上有否定屈原的思考，就大逆不道 了。這些現象，實在說來，是中國傳統文化籠罩下的“集體無意識”的表現。由此導致的結果，在《楚辭》研究領域內所謂“存疑” 的治學態度似乎涵蓋範圍太大，以至於連獻疑都成了忌諱，乃有所謂對所謂“屈原否定論” 的批判。自二十世紀初以來陸續出現的有些懷疑屈原的文章被批判為“屈原否定論”，也和持論者文章缺乏深度、沒有提供充足的論據有關。其實，假設所謂屈原否 定論的結論全部成立了，亦不過將《楚辭》的寫作年代推遲一百多年而已，實在無損中國文化之光輝。有關的楚文化作品的時代性如此難以確定，當然和中國文人的 屈原情結有關。但是在讚揚屈原的大合唱中，多少文章全無理致，唯其在合唱之中，而儼然學術。可見欲從否定方面入手，寫一篇文章，必須在史料的運用上，在行 文的邏輯上，乃至措辭的委婉上，做到無可挑剔，即使如此，仍然不免被非難。歷史的微茫和持久的謊言使一些很有成就的《楚辭》學者涉及可能導致否定屈原（應 該說否定屈原的傳統形象而還其本來歷史面目）的論題時，則點到為止，即使有過對屈原懷疑的思考也不肯輕易發表，有些發表了的文章也被存而不問。
本人非好辯也，亦非欲標新立異也，自多年前曾經奉命寫批判屈原否定論的文章，初涉關於《楚辭》的考證領域，搔首踟躕，而交不出卷子來，就產生了本文的研究 傾向。後來參加中國楚辭（屈原）學會，聞通人之論，頗為開闊思路，然而還是跳不出自制的繭殼，而且越陷越深，有些好朋友為我嘆氣。但是我這種“不經”的思 路時在念中，經過了翻來覆去的不知多少次沉思冥想和推論求證，不能放棄，實在是出於不得已，寧冒楚辭學界之不韙，而撰此文及其後系列。希望得到完全而有力 的駁斥，發我於迷津之中，──即使如此，也可以從反面促進《楚辭》的深入研究，此我之所以敢於斗膽而將此文作為第一篇發表出來，向國內楚辭界師友求教的原 因。

還是用我十八年前參加中國屈原學會富陽會議的一篇文章的老結尾來結束本文吧，也算是對自己多年沒作《楚辭》的功課而重入此道的宣言：淺學妄說，恭俟明教；文德所被，愿作附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