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令狐相公啟》考注

8  《上令狐相公啟》考注

April-06-17

11:29 PM

某聞丘明作傳，必受宣尼；王隱著書，先依庾亮（1）。或情憂國士，或義重門人（2）。咸託光陰，方成志業。抑又聞棄茵微物，尚軫晉君；懷刷小姿，每干齊相（3）。豈繫效珍之飾，蓋牽求舊之情（4）。

（1）丘明，即《左傳》作者。《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鲁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據《史記·裴駰集解序》引司馬貞《索隱》云“仲尼作《春秋經》，魯史左丘明作傳，合三十篇，故曰《左氏傳》。”《孔子家語•觀周篇》“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于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為之傳﹐共為表里。”《論語•公冶長》孔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受，此謂受之于；宣尼，指孔子。《漢書•平帝紀》“元始元年，封孔子後孔均為褒成侯,追封孔子日褒成宣尼公。”王隱，《晋書》本傳，“字處叔，…少好學，有著述之志，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太興初，典章稍備，乃召隱及郭璞俱為著作郎，令撰晉史。……乃依征西將軍庾亮于武昌。亮供其紙筆，書乃得成，詣闕上之。”《新唐書•藝文志》“王隱《晉書》八十九卷。” 二句以左思明王隱史才自譬，比對方為孔丘和庾亮。

（2）二句中“情憂”之“優”，當從《文苑英華》作“優”，厚待意，與“重”相對。所謂“門人”及“國士”，既指王隱也指左丘明。 舊說或謂左丘明為孔子門人，或即同門耳。合上句，企望對方優遇厚待自己，薦己為史官。

（3）棄茵，語出《說苑•復恩》“晉文公入國，至於河，令棄茵席，顏色黎黑，手足胼胝者在後”，咎犯哭之”，文公問而咎犯有妙對，因使文公改其行。懷刷小姿，典出《韩非子·內儲說下》“靖郭君相齊，與故人夕語則故人富，懷左右刷則左右重。夕語懷刷，小資也，猶以成富，況於吏勢乎？”以及“是以人主夕语， 而左右鬻懷刷。”二句望令狐能念舊不棄微渺，而自己也敢憑舊日沾惠，常來干謁。“懷刷”，未詳指何物或何行，總是“小資”，小的資助或資本。

（4）繫， 繫心繫懷。效珍，效， 獻也；效珍，獻寶也。《文選》卷一班固《東都賦》《寶鼎詩》“岳修貢兮川效珍”句。飾，飾詞，虛情溢美的文詞。牽，牽情牽念，與“繫”互用。 求舊之情，由此語可斷溫與令狐有舊， 見下。

某邴第持囊，嬰車執轡（1）。旁徵義故，最歷星霜（2）。三千子之聲塵，預聞詩禮；十七年之鉛槧，尚委泥沙（3）。敢言蠻國參軍，纔得荊州從事（4）。

（1）邴第，指邴吉第宅，邴吉，《漢書》有傳；為丞相時，馭吏嗜酒，嘗醉嘔其車；曰“此不過污丞相車茵耳。”溫集卷三《中書令裴公挽歌詞二首》之一有“從今虛醉飽，無復污車茵”句用其事。持囊，又作“持橐”；語本《漢書˙趙充國傳》（卷六十九）“持橐簪筆，事孝武皇帝數十年”，按舊時帝王或大臣從吏手持書袋，頭上插筆，以備顧問。嬰，亦宰相之名；按田嬰（孟嘗君父）、晏嬰、或竇嬰皆為相；由“嬰車執轡”，謂為相駕車，似用《史記˙管晏列傳》御者改過而被晏嬰薦為大夫事。“邴第”二句，亦互文，皆謂為宰相門客也。

（2）旁徵，廣泛訪求； 義故：以恩義相结的故舊；此父祖餘蔭也。按此句説明至溫的時代猶可依靠先輩的故舊門下謀職謀生也。星霜：星位隨季而移，霜每年遇寒而降。比喻流年。

（3）三千子，《史記·孔子世家》（卷四十七）“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聲塵，佛家語，猶言名聲。預聞詩禮， 用《論語季氏》典故：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遠其子也。”此句向令狐相公表示，在對方象孔鯉一樣接受父訓時，自己也是參預其事的；這里把令狐相公的父親比喻成象孔子一樣廣收弟子的大儒。本句當自指以文才為令狐楚門客。

鉛，鉛粉筆，槧，木牘；皆古人紀錄文字的工具。十七年之鉛槧，用揚雄典故。《西京雜記》卷三云：“揚子雲好事，常懷鉛提槧，從諸計吏訪殊方絕域四方之語，以為裨補輶軒所載，亦洪意也。”《藝文類聚》卷八十五載揚雄《答劉歆書》云：“故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賫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即以鉛鏑次之于槧，二十七歲于今矣。”據此，“十七”當為“廿七”之誤；尚委泥沙，謂多年遊學所得，尚被委棄而無所聞用也。

以此為參數，溫自開始游宦遊學至上書令狐時，為二十七年矣。考慮後文“野氏辭任”之語，謂李德裕已退位，而未卒（德裕卒在大中三年）， 其時又至早應在令狐綯“大中二年，召拜考功郎中”。則或作于大中二年（848）， 由此逆推，溫開始遊宦當約在敬宗寳歷初（822）。

（4）“蠻國參軍”云， 出《世說新語·排調》“郝隆為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者罰酒三斗。隆初以不能受罰，既飲，攬筆便作一句云：娵隅躍清池。桓問：娵隅是何物？答曰： 蠻名魚為娵隅。桓公曰：何為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一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也”！按郝隆就是那位曬腹中書的大才子。亦見上。“荊州從事”云云， 出《世說新語·文學》：“習鑿齒史才不常，宣武甚器之，未三十， 便用為荊州治中。鑿齒謝箋亦云﹕不遇明公，荊州老從事耳！”今按蠻國參軍、荊州從事亦見《上紇干相公啟》“間關千里，僅為蠻國參軍；荏苒百齡，甘作荆州從事。”二句亦自謂為不過參軍、從事之類屬吏下僚。溫文中這組典故出現于不同時期之作，其意重在表明自己多年處于下位，而非實指身在荊蠻（《上紇干》是開成二年所作，本文則作于會昌末或大中初，前後差十年，不可能都在荆蠻，因而與荊蠻無關）；亦非比擬自己多年的不同幕主皆為桓溫式人物（雖然郝隆和習鑿齒的幕主都是桓溫）。

自頃藩床撫鏡，校府招弓（1）。戴經稱女子十年，留於外族；嵇氏則男兒八歲，保在故人（2）。藐是流離，自然飄蕩（3）。叫非獨鶴，欲近商陵；嘯類斷猿，況鄰巴峽（4）。光陰詎幾，天道如何？豈知蕞爾之姿，獨隔休明之運（5）。

（1）“自頃”二字，謂自從不久之前的昔日（當時對方已很了解自己的狀況）。

藩床，當指藩王居所；藩床撫鏡，指一藩王悲念自己的母親。此以所見莊恪太子悼傷其母王德妃（開成三年八月被楊賢妃所譖）實事，代指溫開成二三年間從游莊恪太子的經歷。其典出處及解釋見下。

《文選》卷五十八謝朓《齊敬皇后哀策文》云“慕方纏於賜衣．悲日隆於撫鏡。” 李善注前句引《東觀漢記》“上賜東平王蒼書曰‘嚮衛南宮，皇太后因過按行，閱視舊時衣物。今以光烈皇后假結帛巾各一枚，衣一篋遺王，可瞻視，以慰凱風寒泉之思’。”今按，《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卷四二）亦云“今送光烈皇后假紒帛巾各一，及衣一篋，可時奉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見《詩經．邶風．凱風》“凱風自南，吹彼棘心。……爰有寒泉，在浚之下”--喻感切母恩）。則“賜衣”（及“視篋”）是皇子思念母后之典。李善注後句引《西京雜記》曰：“宣帝被收繫郡邸獄。臂上猶帶史良娣（漢宣帝祖母，戾太子之母）合采婉轉絲繩，系身毒國寶鏡一枚大如八銖錢。舊傳此鏡見妖魅，得佩之者為天神所福。故宣帝從危獲濟。及即大位。每持此鏡感咽移辰。……緘以戚里織成錦。”則“撫鏡”（持鏡）亦皇子軫念已故皇妣典。

唐丘說《郊廟歌辭·儀坤廟樂章．太和》詩“孝哉我后，冲乎乃聖。道映重華，德輝文命。慕深視箧，情殷撫镜。萬國移風，兆人承慶”（《全唐詩》卷十四及卷九四）”，當用相同的一組典故，亦代表皇族乃至臣僚懷念皇妣深情。 儀坤廟本為皇后而設：《唐會要》（卷十九）“先天元年十月六日。祔昭成肅明二皇后于儀坤廟。廟在親仁里。”另外，《全唐文》卷九載唐太宗《造興聖寺詔》（又見《廣弘明集》卷二八）：“思園之禮既弘，撫鏡之情徒切。 而永懷慈訓。欲報無從”從中亦清楚可見“撫鏡之情”的思母含義。

校府招弓：應解作“京兆府招攬人才”，指溫的下一段人生經歷， 即開成四五年間先“等第”而後“罷舉”事。

校府，當以負責比試射術的有司喻指京兆府。招弓，語出《左傳．昭公二十年》（卷四十九）“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孟子．萬章下》（卷十）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旗，大夫以（弓）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 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後遂以“弓旌”指招聘賢者的信物，邯鄲淳《後漢鴻臚陳君碑》（《古文苑》卷十九）“四府倂辭，弓旌交至。”章樵注：“弓旌，所以招聘賢者。”而由上“弓以招士”及“（招）大夫以（弓）旌”衍生“招弓”（亦作“弓招”）一詞，謂延攬招聘賢人或士大夫。例如裴度《劉府君神道碑銘（並序）》（《全唐文》卷五三八）“初感招弓之遇，猶懷捧檄之惠”。唐張說 《唐故贈齊州司馬陸公神道碑》（《全唐文》卷二百三十）“父淳感盤桓利真，弓招莫進。”

（2）戴經，此處指《小戴禮》，即今傳《禮記》。孔穎達《禮記正義》題下引晉陳邵《周禮論序》云：“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刪《大戴禮》為四十九篇是為《小戴禮》。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敘略，而行於世，即今《禮記》也。”女子十年，語本《禮記．內則》“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 “嵇氏”句，語本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復多病，顧此悢悢，如何可言？”《晉書山濤傳》“康後坐事, 臨誅, 謂子紹曰:‘巨源在, 汝不孤矣!’”接上句，二句謂自從開成年諸事發生之後，自己的女兒如《禮記》所言，已經“十年不出”、即十歲了，尚留在妻子的娘家；而嵇家的男兒，八年來也象嵇康托給故人山濤的嵇紹那樣，全靠故人的保護了。其實，溫庭筠屢自比嵇紹，而將求懇的對方喻為山濤， 本啓便自稱嵇氏了。所以下句“嵇氏男兒八嵗”云，解作自己的兒子適滿八嵗之外，也可解作自己八年以來只能靠故人提携支持。

（4）藐是流离，用庾信《哀江南賦序》成句：“信年始二毛，即逢喪亂，藐是流离，至于暮齒。”《藝文類聚》卷三四引作“狼狽流離”。然“藐是流离”更可解：藐，弱小也，是，此，自指也；全句猶言渺小的我顛沛流離。所以對句解作：自己就是這樣飄泊無依。

（5）“叫非”句，《樂府詩集》（卷五八）《别鹤操》解題曰：崔豹《古今注》曰：“《别鶴操》，商陵牧子所作也。娶妻五年而無子，父兄將為之改娶。妻聞之，中夜起，倚户而悲嘯。牧子聞之，愴然而悲，乃援琴而歌。後人因為樂章焉。 ”又《文選》卷十八嵇康《琴賦》“千里別鶴”句下李善注引《相鶴經》曰：鶴一舉千里。蔡邕《琴操》曰：“商陵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兄欲爲改娶，牧子援琴鼓之，嘆別鶴以舒其慎懣，故曰《別鶴操》。鶴一舉千里， 故名千里別鶴也。”亦引崔豹《古今注》，文字有小異，其末為牧子“愴然歌曰：將乘比翼隔天端。山川悠遠路漫漫。攬衣不能食”云。據《史記惠景閒侯者年表》（卷十九）商陵，是漢侯國。《索隱》注“《漢表》：在臨淮”；以楚太傅赵夷吾，王戊反，不听，死事，子侯，千四十五户”。臨淮，因其地跨淮水而名，治所在今江蘇省泗洪縣南。《漢書》卷十七《景武昭宣元成功臣年表第五》亦云“商陵侯趙周”。 “嘯類”句，“酈道元《水經注·江水》“渔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 又《世說新語·黜免》“桓公入蜀，至三峽中，部伍中有得猿子者。其母緣岸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絕。破其腹中，腸皆寸寸斷”。巴峽，此處其實概稱巴東三峽。上句自謂鳴聲雖非千里別鶴，其憤懣悲愴卻幾乎直追《别鶴操》中的商陵（牧子）。下句自稱嘯聲非常類似凄絕斷腸的哀猿，更何況簡直是鄰近了巴峽。 二句中“近商陵”之“近”和“鄰巴峽”之“鄰”都是加強表達其叫其嘯痛徹心肺的程度，可比商陵別鶴和巴峽斷猿，而決不包含身臨其地義。或以此定溫當時所居地在鄰巴峽，誤；如照此推理，所居地應也“近商陵”，豈不是矛盾。

 

（6）蕞爾，猶言區區、眇眇。休明，美好。

今者野氏辭任（1），宣武求才（2）。倘令孫盛緹油，無慚素尚（3）；蔡邕編錄，獲偶貞期（4）。微迴謦欬之榮，便在陶鈞之列（5）。不任靦冒彷徨之至（6）。

（1）野氏辭任：指某人卸職。考慮本啟乃上令狐绹之作，而溫庭筠又不便或不忍直斥此“辭任”者之名，此人又被稱為“野氏”，其人當即李德裕。證見後。

（3）孫盛，《晉書》有傳，字安國。博學善言名理。曾任桓溫參軍，與俱伐蜀，累遷秘書監。盛與溫箋，而辭旨放蕩，溫舍而不罪。著《魏氏春秋》、《晉陽秋》等，詞直而理正，敢忤桓溫，稱良史。慧琳《一切經音義》“緹油：音緹，弟奚反。義，緹：鄭注“《周禮》云，綠色也；又淺紅色也。《說文》：帛赤黃色也。油者，絹油也；古人用以書記事”。則緹油者，猶言彩筆、文才也。《舊唐書·哀帝紀》：“神功至德，絶後光前，緹油罕紀其鴻勛，謳誦顯歸於至化。”其中“緹油”即用此義。又，緹油，車飾，古代車軾前屏泥的红色油布、經常標識身份或恩遇，如《漢書循吏傳》（卷89）載黃霸得此殊榮；此處不宜取此解。素尚，謂平素好著述的志向。

（4）蔡邕（132－192），東漢經學家、文史家。《後漢書蔡邕傳》載，邕前在東觀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後漢紀》，後因事董卓，王允欲殺之，乞黥首刖足, 繼成漢史；馬日磾稱蔡邕忠孝素著，曠世逸才，當成後史，為一代大典；然終死獄中；當時搢紳諸儒莫不流涕。北海鄭玄聞而嘆曰：“漢世之事，誰與正之”。 獲偶貞期：謂得遇明時也；獲，得也；偶，假借為遇、遇合也；貞期，政治清明的時代。

（5）謦欬，本指咳嗽，借指聲音、說話、美言。陶鈞：制作陶器所用的轉輪；引申為治國者之起用和熔鑄人才。

本文見《文苑英華》卷六六二啓十二投知五，《全唐文》卷七八六。所謂“令狐相公”者，當晚唐之時， 無非令狐楚（765－836）、令狐绹（795－872）父子二人之一也。本文“三千子之聲塵，預聞詩禮”句說明，在令狐相公當年象孔鯉聞詩聞禮那樣接受父訓時，溫庭筠也曾“預聞詩禮”的、即為令狐相公之父的門下之客而能與令狐相公同聞詩聞禮。 從溫生活的時代推算，溫不可能在令狐楚的父親門下為客，而只能在令狐绹的父親門下為客。可見這位相公應是令狐绹。因為，其一，绹父楚才思俊麗，名重當時，年輩亦堪為溫師。《新唐書·令狐楚傳》云楚“于箋奏制令尤善, 每一篇成，人皆傳諷”；而《新唐書·文藝傳》云：“商隱初為文瑰邁奇古，及在令狐楚府，楚本工章奏，因授其學。”《舊唐書·李商隱傳》言“商隐幼能為文，令狐楚镇河陽，以所業之文干之，年才及弱冠。”

其二， 文中“野氏辭任，宣武求才”之句，包含問題甚多，需要解決。

首先，“野氏”，應該指一李姓卸職宰相，李德裕是也。

其一，所謂野氏，察遍舊籍，唯“大野氏”與之粗合，而為“大野氏”之省稱。大野氏者，唐高祖李淵之祖李虎西魏時被賜封之胡姓也。據兩《唐書高祖本紀》（參《唐會要》卷1“帝號”、《册府元龜》卷1《帝王部帝系門》），李淵，七世祖暠。暠生歆，歆生重耳，重耳生熙，戍于武川，因留家焉（儀鳳中，追尊宣皇帝）。熙生天賜（儀鳳中，追尊宣皇帝）。天賜生虎（武德初，追尊景皇帝）。西魏时，賜姓大野氏，…周閔帝封唐国公，謚曰襄。襄公生昺，襲封唐公，謚曰仁（武德初，追尊元皇帝）。仁公生高祖于長安，襲封唐公。隋文帝復高祖姓李氏。稱卸職的某人為野氏，說明其人李姓，為李虎之後。

其二，李唐應該屬于趙郡李氏。這一點，陳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制度史述論》上篇有很確鑿的證明，尤見于以下的論斷：“今河北省隆平縣（按即唐趙州昭慶縣）尚存唐《光業寺碑》（《大唐帝陵光業寺大佛堂之碑》），碑文為開元十三年宣義郎前行象城縣尉楊晉所撰，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有拓本，頗殘闕不可謂。兹取舆黄彭年等修《畿輔通志》壹柒肆《古蹟略》所载碑文相參校，而節錄其最有關之數語於下：（上略）皇祖瀛州刺史宣簡公謹追上尊號，謐宣皇帝，皇祖妣夫人張氏追上尊號，謐宣莊皇后。皇祖懿王謹追上尊號，謐光皇帝，皇祖妣妃賈氏謹追上尊號，謐光懿皇后（中略）。詞曰：維王桑梓，本際城池（下略）。案：李熙、天賜父子共塋而葬，即族葬之一證。光業寺碑頌詞復有‘維王桑梓’之語，則李氏累代所葬之地即其家世居住之地，绝無疑義，而唐皇室自稱其祖留居武川之說可不攻自破矣。”檢《元和郡縣圖志》卷17“河北道二趙州昭慶縣”：“皇（當指唐憲宗）十三代祖宣皇帝建初陵…皇十二代祖光皇帝啟運陵，…在縣南二十五里。”確與陈寅恪所引碑文相證，可據以論定李熙、李天賜為趙州昭慶人；如此，則李天賜之子李虎自然也是趙州昭慶人。

其三，《新唐書李栖筠傳》“世为趙人，…族子華每稱有王佐才。”《新唐書李華傳》“字遐叔，趙州贊皇人。” 李栖筠乃李德裕祖父，可見德裕乃趙州贊皇人。李德裕進封贊皇伯、父吉甫封贊皇侯。《隋唐五代墓志匯编洛陽卷》第十四册有《崔君夫人李氏墓志》“夫人趙郡贊皇人…祖贈太師贊皇文獻公諱栖筠”，末署“堂弟特進行太子少保分司東都衛國公德裕撰”。據《元和郡縣圖志》卷十七，“贊皇縣，東北至（趙）州七十里；”“昭慶縣，東北至州九十里。”則贊皇、昭慶二縣近鄰，幾乎可以看成一地。 換言之，李德裕確應是大野氏、即李虎後代之一支。只是由于當時李唐皇室“以關中為本位”的成見或者當時別的忌諱，李本人不便明言罷了。但溫庭筠卻在這里把實話講了出來，而且對方令狐绹自完全知之。 這就為陳寅恪之說提供了旁證。 竊以為，李唐皇室祖籍趙郡（而不是隴西），正是唐代趙郡多出宰相（尤贊皇、李氏顯宦甚多。宰相多達十七人，遠過隴西李氏）的根本原因。

“今者野氏辭任，宣武求才”二句中有舛誤，不惟平仄不協，而且句意不通。

“今者”二字，在駢四驪六的全篇啓文中，屬於不受平仄對仗限制的“開頭語”（全文中另有某，某聞，抑又聞，或，自頃等開頭語）；除這種“開頭語”以及“之”字外，文中各句皆嚴格講究平仄（亦一三五不論）。反復詠頌本文，“野氏（仄仄）辭任，宣武（平仄）求才”中的“野氏”和“宣武”是此文中唯一平仄不諧之處。其中“辭任”和“求才”對仗工整；而“野氏”不可移易，則失誤在“宣武”也。可以猜測，“宣武”本應為一個平聲音節的詞（平平或仄平）而與“野氏”構成對仗，竊以爲應為類于“史家”（史官）的詞。 理由如次：

其一，除平仄對仗皆合外，這符合溫庭筠的造語習慣：“野”與“史”之相對仗，工整而不多見；《論語·雍也》“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其二，“野氏”和“史家”對句中，上句指前執政李德裕已去位；下句指今朝有求史官之才的需要；換言之，要求對方推薦自己任修撰之類的職務。 其三，以“辭任”言李德裕的被貶，不失敦厚；以求才表達新朝招攬史官，應合乎歷史。 其四，下文緊接就一言破的，自己願如孫盛那樣得以發揚自己的文才史識而為良史（正用典）；而不至于像蔡邕那樣編錄中斷，賫志以沒（反用典）。其五，這又與上文已開始說的投獻此啓之目的“丘明作傳，先受宣尼；王隱著書，先依庾亮”即要求令狐推薦自己編史完全相合，也與前引楊雄郝隆習鑿齒諸典故相呼應， 使全文一氣貫注，主旨鮮明。其六，桓宣武即桓溫，東晉權臣。《世說新語言語第二》“桓公北征經金城”條下劉孝標注引《桓温别傳》曰“溫字元子，…薨謚宣武侯。”《晉書桓玄傳》“朕皇考宣武王聖德高邈。”《資治通鑒》 卷一百三云“寧康元年（373）南郡宣武公桓温薨。”晚唐文人每自比桓溫門客， 因桓溫畢竟為一時之雄而曾延攬不少文才。本啟“敢言蠻國參軍，纔得荊州從事”句及後文“倘令孫盛緹油”句都用了郝隆，習鑿齒（也是史才）和孫盛的典故，而暗涉桓溫。“蠻國”二句，只是說自己多年沉淪下僚，並無把自己其時的幕主都比為桓宣武之意。而“孫盛”句，自比詞直而理正，敢忤桓溫，稱良史的孫盛，更無把令狐綯比作桓溫之意。其七，“今者”二句，野氏辭言及當時總形勢。李德裕方退位不久，則公開恭維初得恩寵而資歷尚淺的令狐綯為勢壓朝廷，門下集結頗多文人的桓宣武，不僅而上下文矛盾，而且有恭維過火之嫌，非溫庭筠所能為。所以，“宣武”二字從文理上，從平仄上都是不通的。這種不通很可能是前代不通文人把一度漫漶的“宣武”位置上的原字補上“宣武”字形造成的；當時的校讀者大概以爲，文中已經三度用了和桓溫有關的典故，於是就自作主張在這漫漶的二字的空白處加上“宣武”二字。

溫在大中初投啓令狐绹，要求任史職。這不但符合他曾由祖蔭而仕為東宮屬僚的經歷，而也完全符合大中初年令狐绹扶搖直上、李德裕一落千丈的形勢。

兩《唐書》本傳記宣宗惡李德裕，聽政次日即罷其相位。《通鑒》卷二四八“宣宗素惡李德裕之專，即位之日（會昌六年三月），德裕奉冊；既罷，謂左右曰：‘適近我者. 非太尉邪？每顧我，使我毛髮洒淅。’（會昌六年）夏，四月，辛未朔，上始聽政。壬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德裕同平章事，充荊南節度使。德裕秉權日久，位重有功，眾不謂其遽罷，聞之莫不驚駭。”其後，根據《舊唐書宣宗紀》：會昌六年六月為東都留守。大中元年正月為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大中元年七月，貶潮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大中二年九月，可崖州司户參軍。大中三年病死。與此構成鮮明對比的是，令狐绹得宣宗之殊寵。《舊傳》曰：“大中二年（848），召拜考功郎中，尋知制誥。其年，召入充翰林學士。三年，拜中書舍人，襲封彭陽男，食邑三百户，尋拜御史中丞。四年，轉户部侍郎，判本司事。其年，改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新傳》曰：召為考功郎中，知制誥。入翰林為學士。…進中書舍人，襲彭陽男。遷御史中丞，再遷兵部侍郎。還為翰林承旨。夜對禁中，燭盡，帝以乘舆、金蓮華炬送還，院吏望見，以為天子来。…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考慮“野氏辭任，宣武求才”之句的意蘊，所謂“野氏”李德裕尚在，故謹言“辭任”。如此，則令狐绹尚未入相。稱之為“相公”者， 恐因後來令狐入相後而為後人所改。則此啟約作于大中初年（848）令狐為考功郎中尤其翰林學士時。